派大夫龙贾做使者，到秦军大营议和。
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经过讨价还价，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这一来，穆公的伟业虽暂时还没达到，但献公的伟业已在商鞅手中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的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后来的纵横家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河西之地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当时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有一个说法是：此后七年，有一位自称公子卬的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但此说不大可信。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由于此役而达于巅峰。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了嘉奖商鞅的大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夺取的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该地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由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第十一章商鞅危乎（2）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让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提出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
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