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2004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是冰山的一角，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第二十九章 乞丐
那个人贩子就是古丽。
库班锒铛入狱之后，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是又打消了这种冒险，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的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一个老光棍。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的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的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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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闽南，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羊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一些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羊城虹侨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个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大概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的有人加入到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老汉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四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天河区棠下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的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