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身去看着门口。蓦地，她的脸色发青，整个人像瘫了一样，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是到了地狱里，我也能听出来这是谁的脚步声。”这时候，我们朝门口望去，只见大夫站在那儿，站在门槛处，两眼盯着我们。
我对女儿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我扭过脸去看了看停放棺材的地方。我在想：还在大夫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受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支配的。无论是竭尽全力地抗争，还是像阿黛莱达那样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干，我们都没法抗拒这个至高无上的旨意。
我朝棺材走过去。长工们无动于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从飘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气中呼吸到一种苦涩的东西，那就是把马孔多引向毁灭的听天由命的气氛。我想，镇长既然已经答应可以下葬，大概不会耽搁太久。我知道，屋子外面，在暑气蒸人的大街上，人们正在伫候着。妇女们趴在窗口，急不可耐地等着看热闹。她们从窗户探出身来，久久地待着不动，忘记了炉上的牛奶已经煮沸，米饭也烧干了。不过，我认为即使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叛逆表现，也胜过那些受人压榨、自甘堕落的人们的行为。还在举行大选的那个礼拜日以前，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分散。大选一来，他们到处奔走，筹划对策，结果还是一败涂地。他们自以为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其实，一切早已安排妥当，命中注定那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最后把我们引到了今天这个礼拜三。
十年前，在马孔多陷于破产的时候，那些希望重振家业的人，如果能够通力合作，本来满可以恢复元气。他们只需要在被香蕉公司毁掉的田野上，清除丛生的杂草，重整旗鼓再干一番。可是，“枯枝败叶”已经被训练得没有这份耐性。他们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只看得到眼皮底下，只图今朝有酒今朝醉。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些“枯枝败叶”已经走了，而他们一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重建家园。“枯枝败叶”带来了一切，又带走了一切。他们走后，小镇变成了瓦砾场。接下来就是那个礼拜天——在马孔多举行的那场争吵不休的大选的最后一天。那天夜里，广场上放了四个装满烧酒的大瓮，供警察和警卫尽情享用。
那天晚上，虽然镇上居民的火气很大，“小狗”还是能控制住他们。要是今天“小狗”还活着，他准会提溜着一条鞭子，挨家挨户地把他们赶出来，参加大夫的葬礼。“小狗”用铁的纪律约束着他们。直到四年前（我生病的前一年）神父去世以后，人们还是狂热地遵守着这种纪律。每个人都从“小狗”的庭院里掐一些花朵，折一些枝条，带到他的坟茔前，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
只有大夫一个人没有参加神父的葬礼。然而，恰恰是因为全镇人都硬着头皮、死心塌地地服从神父的约束，大夫才能逃脱一死。那天夜里——就是在广场上放置四大瓮烧酒的那天夜里——马孔多遭到一伙武装暴徒的洗劫。镇上居民战战兢兢地把死者埋进大土坑。大概是有人想起了在大街拐角还有个大夫，于是，他们把担架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回答说：“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我不会治病。”他们又说：“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他还是不开门，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