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现在名正言顺了，挣的都是自己的，不用再顶着集体的名字做事了。摘了之后却发现，原来在经营中还有很多障碍，所以就出现了‘红帽子’回潮的现象。”
此后，是一段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有戴有摘的时期，这个过程中，有些“真集体企业”也悄悄挤了进来，也想混水摸鱼摘掉“红帽子”，化公有为私有；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曾一度引发“国退民进”政策，许多“打工族”，及手里有点钱的人，从政府手中购买亏损的企业（当然账面上亏损没钱，企业不一定亏损没钱），以及混水摘帽，MBO（管理层收购）甚至一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性方案。但是，这阵风没刮长，短短几年时间就收手了；国退民进政策的收手，伴随着政策的矫枉过正，也就是说，国退民进造成了许多“暴富”现象，激起了民愤，包括学界，也包括一部分政治力量——一些省份停止了摘帽，开始严格控制国有资产流失。
在处理红帽子问题中，浙江的模式是政府主张硬摘。浙江很多“红帽子”企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顶着集体的帽子，一年交给集体或者政府一定的管理费。这种情况在政府核实了之后，被强制摘帽，双方划分清楚界限。
但摘帽子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产权界定的原则是“谁出资归谁所有” ，但是，也有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亏损的企业好摘帽，营利的大企业就不那么好摘。一旦摘不下帽来，负责人由于曾拿走企业利润，则涉嫌侵吞公款。
红帽子的故事讲给达能听（2）
宗庆后的娃哈哈事实上就是一个达能可能不太好理解的“红帽子的营利大企业”，政府不太愿意明晰产权，但明晰产权又在谈判过程中的红帽子企业。
娃哈哈逐渐“摘帽”，就发生在与达能合资的时期，达能不知道娃哈哈是在“摘帽”，反而误以为宗庆后在“窃取国有资产”，但是既然不损害自己的利益，达能还是很爽快地予以配合。娃哈哈摘帽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是娃哈哈集团（娃哈哈一直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杭州上城区国资局将娃哈哈股权的54％转让给了宗庆后在内的娃哈哈员工，这样宗庆后从国有企业里拿到了一些股份；
第二步，与中国国企合资的达能，后来只跟宗庆后一个人合作了。这话怎么讲呢？原来2002年，宗庆后跟达能说，以后再扩大生产规模，新投资企业，娃哈哈集团不投入了，我设一个广盛公司，我出钱，我收益，好吗？达能很爽快地说，行，你给我一个说明，签上字，我备个案就行了——秦鹏当然知道合作伙伴身份的这种变更是什么意思。虽然达能高层认定宗庆后这是在窃取国资，但达能是很帮忙的。到了2005年，签定商标许可合同修订协议的时候，达能也不忘强调说，娃哈哈集团下属的非合资公司，与宗庆后控制的非合资公司，地位是同等的。在这一点上，达能是宗庆后的“朋友”。所以秦鹏与宗庆后早期的关系融洽，达娃合作有一段“蜜月期”，就是由于有这种“一起分赃、一起嫖娼”的认同感。同时达能认为手中有宗庆后的把柄，有恃无恐，因此达能完全地放手了企业控制权。可惜到了范易谋上台，他对宗庆后可没有这种心理认同感：达娃的合作关系逐步走了下坡路。
第三步，娃哈哈在各地子公司的股份以非常低的价格从国资局手中转让给宗庆后控制的公司。如娃哈哈集团和当时的四川省涪陵市政府（后撤市设区划归重庆直辖市）共同出资成立的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经当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手续，涪陵区政府陆续将手中持有的涪陵娃哈哈100％的股份都被转让给了宗庆后。
宗馥莉任法人代表的恒枫贸易就先后在国内投资了杭州宏胜饮料、桂林娃哈哈等11家公司，持股比例从60％至90％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