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也走进了信访办。 当她泪流满面、断断续续地叙述完这一切的时候，早已过了接待时间。我瞅着她那一双哭红肿了还在淌着泪水的眼睛，深深的同情溢满了我的心头。我决心要尽我的可能帮助她。 几年来的信访工作已使我有了一些经验，如果仅仅只是一般地把她的材料转给有关部门，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会拖到猴年马月，而我一旦转出了材料，也便丧失了主动权。我问她带材料来了没有。她从衣兜里掏出了厚厚一叠皱巴巴的申诉材料。 我不动声色地请她把材料留下，并说我会及时把她的事情向上反映。她充满希冀地望着我，在走出接待室的那一刻，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没待我阻止她，她已掩着脸啜泣而去。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从未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人是历史的牺牲品，我感叹着偶然在人的命运中起到的神奇般的作用，我为季小珊的命运而颤栗悲哀。我细细地看完了她写下的二十多页的申诉。她的字迹娟秀而有骨架，如果她这一辈子不是在从事底层的重体力劳动中度过，她很有可能在什么领域做出一点成就来。于她本人来说，至少也不至于如此遭罪。 我在工作汇报中把季小珊的情况向处长、向省政府的副秘书长作了详细的汇报。他们也和我一样，悲叹同情季小珊的遭遇。但是在感叹之余，他们说，她如今要申诉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右派分子，可以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的，在改正的同时还可以补发工资。她头上这顶“匪属”的帽子，只是惯常的说法。认真分析起来，保安团长确实是匪，她尽管嫁他的时间不长，也还是匪属。况且没有任何人给她戴过这顶帽子，解放后她没有任何单位，经济的补偿也无从谈起。再给她安排工作，显然她的年岁已大，不合适了。几十年来她就在社会底层中求生，她什么都干过：看门、摆小摊、守电话、卖米粉、修鞋、补伞、捡破烂、送煤巴、卖恋爱豆腐果、送牛奶……但全都是临时的。 是啊，处长和副秘书长的话都有一定道理。在季小珊的申诉材料中，确实也没写什么具体的要求。在她面对面向我反映情况时，她不也没提任何具体的请求嘛。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似乎是一目了然的。 可落实起来，却又是难以操作的。 我想做一件好事，却不知从何做起。 苦思冥想中，省政府机关大院里的一条消息，触发了我的灵感。 植树节要到了，原定计划，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到市郊阿哈岭参加植树活动，可那一天突然插进一个重要外事活动，省委冯书记要出面接待，他就不能上几十公里外的阿哈岭了。但冯书记坚持仍要植树，办公厅就安排他到省委交际处的湖滨去植，那里正好有一排待种的树，已经挖好了土坑，树种也已运到，取水十分方便，一个小时之内，冯书记及其随同人员，都能完成植树任务，而冯书记又误不了外事接待。冯书记听后十分高兴，还特别关照，植树就是植树，绝不允许借领导植树为名，兴师动众，封园封路，老百姓照常在湖滨散步游园休憩。 我知道冯书记是地下党出身，而且解放前还是省城地下党的负责人，对季小珊的事情，至少也会有所风闻，三十年过去了，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现在该会有更加客观公正的看法了罢。更主要的是，解放后的这些年里，冯书记也曾经两次挨整，多年生活在基层，对于老百姓的疾苦和冤、假、错案，有深切的体会。 总之，我根据近年里做信访工作的经验，让季小珊那一天到湖滨去，扮作一个清洁工，看到植树的人到来，把信送给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人，他就是冯书记。为了便于冯书记批阅，我让季小珊把她的申诉尽可能地缩短成两页纸。 一切都如我的设想，由于准备工作充分，那一天的植树格外顺利，不到三刻钟，一排树种已在湖滨植下，冯书记有点累了，兴致勃勃地在湖滨坐下，提议随同人员一起休息一阵。他指点着湖光山色，感慨万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