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区别的：社团主义要求个体和组织的自治；社区则试图设置个体自治的边界；并且迄今还没有产生组织自治。然而这种发展是可以想像的：首先个体自治的程度不断增强；继而导致社区组织自治的加强；最终实现更广泛的社会自治。这无疑将增强公民社会的结构。
如果中国在发展现代经济的同时；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建立一种更强大的起控制作用的社会秩序。这样；程序和公共机构是必要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动员社会成员的时间、积极性、精力、忠诚；使之为一个或更多共同目标奋斗。在这一点上；社区能够承担这一角色。由于中国政府的发展方向是小政府；并将自己局限于制定一般经济、政治和外部的框架条件；不断退出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安排；因此社区逐渐接受了纪律机构的功能；在这种机构中人们学会遵守纪律；以便自我约束；取代父亲管教式的纪律约束。这不仅是社会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合理化的一部分。
五是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和谐社会”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并由*总理在200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进行了阐述。*、法制、公平、诚信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问题在于怎样解决社会矛盾以及以何种方式根除矛盾根源；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这一目的应该通过建立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经济和社会的公正、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和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来达到。在这个概念框架内；中产阶级扩大、低收入人群数量减小、反*等；这种社会的理想规划取代了“共产主义”的抽象目标。因此“；和谐社会”是一个不十分遥远的、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模式”；这种社会前景美好；尽管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但可以得到和平解决。
“和谐社会”概念也使人想起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伊兹欧尼（Amitai Etzionis）的“优越社会”。他反对由国家实施这个任务；因为那将带有一定的强制色彩；而应该由自觉的公民来完成。然而即使在现在；中国也不再涉及自上而下的命令；国家关心更多的是鼓励人们自觉实现和谐社会。就此而言；这两个概念相去并不很远；尽管框架条件不尽相同；权威的社团主义概念还是描述了中国的现状。其根本区别在于；个体自治是西方国家关注的中心；而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才是中国的重点。
总之；培养和造就真正的社会公民；发展社区组织；促进关心社会问题的社会团体的形成和志愿者的产生；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并允许其开展活动；加强公共监督；比如监督机关工作人员以便减少*；发展私营经济；鼓励私营阶层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力量。这些都是中国加强公民社会的领域。
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吴志成，南开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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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1）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发展
林尚立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实行的人民*的直观表述。其本意是：人民是管理国家的主体，决定国家事务。在价值上，这个取向是积极的，符合*的核心精神，即人民统治；而在工具上，即在制度上，则需要通过一套复杂而有效的制度体系来实现。这套制度体系，不仅要体现出人民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握，而且要体现出人民在日常社会管理中能够决定自己的事务。从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角度看，人民决定自己事务的条件和能力，是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主体的前提和基础。可见，不论在多高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