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置疑的，可是，这里并不是一个富足的地区。或者说，这里的百姓生活并不富足。除了汉族之外。这里还有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民族成份十分混杂。所谓“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天”便是说的这个。二十六个民族在这块红土高原上生息繁衍，由于各自不同地自然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而清廷很显然并不是一个能够将这种文化形态有效且和谐的统一起来的政府。
自从云南正式成为一个行省开始，就有大批量的汉族百姓涌入云南定居生活。而历代封建王朝所推行的统治方法就是“人治”。汉族身为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自然就成了全天下的官员之源。于是，对少数民族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使得这里的治安起起伏伏，一直不能稳定，各地的少数民族在头领或者土司的带领下，经常受不住欺压反叛。而就在数十年前，大汉奸吴三桂为了从清廷手里讨得大笔的军费，常常找借口对少数民族用兵，也因此，吴三桂对这里的统治使得汉族与其他各族的矛盾达到了一个顶峰。而在平定三藩之后，康熙虽然也比较注重缓和民族矛盾，可是。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并不能像是蒙、藏、回等族那样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强悍的武力。再加上长久以来地认知，所以，康熙对这里地重视也不是很够。对于偶尔出现的少数民族与官府的冲突，大多是授意下面地官员进行武力镇压。也正是因为如此，云南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隐患。这些隐患垒加起来，就形成了一种足够的力量，而这股力量足以将那些引起冲突的官员碰得头破血流。
云南是一个矿业十分发达的省份。这一点儿在元代就已经得到了确认。那时候，云南的银课和铜课排名全国第一，引得大批商贾前往，昆明在马可波罗的笔下也成了“工商甚众”的大城。而到了明清两代，云南所产的银和铜在国家中所占的地位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尤其是铜。由于中国地金银矿藏并不丰富。而工商业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货币，所以，铜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在贸易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云南产铜量极大，再加上原本清廷缺铜，所以，云南的铜矿一直是由清廷中央直辖，管理极为严密。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十多年里发生了变化。
引发这一变化的是马德推行出来的银币铸造政策。
以前，银两虽然在清廷统治范围内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可是，占据整个交易市场主导地位的，依旧是铜币，而且，随着国家的发展，清朝对铜币地需求量一再增大，而银两却成为了清廷的“国库收藏”。
可是，马德试行铸造银币过后，由于这项“活动”中所包含的巨大利益，再加上马德所铸银元的适用性，很快，银元的使用风潮开始大规模的挤压铜币的生存空间。而清廷本身以及很多民间的藏银也开始随着这股风潮逐步加入流通，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挤压的趋势。此外，再加上日本以及南洋等地铜矿的开采，清朝对云南的铜的需求量开始罕见的减小了。
这件事放到大面儿上来说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康熙等清廷的高层统治者对马德也记了一份儿大功。而这件事放到云南的某些官员身上，就称不上好事儿了。
清廷虽然对铜的开采、冶炼、铸造等一系列的活动都进行着严密的把关，严禁有人借此谋取暴利，可是，腐败的官僚体系并不能让他们做到万无一失。
事情就出自主管云南铜业的铜政司。
因为以前对铜的大量需求，清廷设立了这个专管铜务的部门儿。
现任的铜政司掌印官名叫赵昼山，汉军旗人，因为关系够硬，得授这个满天下都数得着的肥差，也不受云南本地官员管辖，直属户部，地位十分重要。可是，事情坏就坏在了这个赵昼山身上。
在铜政司干了几年，赵昼山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溢。
可是，他并不满足。贪污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