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擦玻璃时，眼睛显得比昨天更厉害，在走廊里完全是摸着走，……
5月16日
天不亮，我就醒在床上……医生检查了，是夜盲症，给了我些药……
5月17日
今天在马房铡草，我上午背草，下午打扫马房的卫生。
5月18目
仍在马房背草，晚写汇报，想到刘胡兰……
5月19日
白天掏厕所，晚抄汇报。
1967年11月13日，天还没亮，丁玲又被抓走了。陈明急得到处打听，不知下落。陈明去农场公安局询问，公安局的人说：现在两派武斗，公安局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能管造反派抓人？陈明又赶到农场党委会，正巧碰到一个造反派头头朝外走。这人平时对丁玲还很关心，这时却板着面孔，直等走到大门口，看看四周无人，他才小声对陈明说：“老丁可能是被揪到汤原去了。”说罢扭头就走。陈明二话不说，拔腿赶到鹤岗，爬上过住的煤车，直奔汤原。他一到汤原，就碰到武装排长相承仕。老相一见老陈就问：“你来干啥？”
陈明急着回答：“找老丁。”
相承仕一把把老陈拉进屋：“老丁在我们这里。”他拍着老陈的肩膀说：“你放一百个心，老丁在这里，没有人敢动她一个指头。”
“那你们揪她干什么？”
相承仕哈哈大笑：“你这大作家还不明白，老丁在汤原呆了6年，威信高，揪回来肃清流毒呗。”丁玲被“揪”回汤原，陪“走资派”在汤原县城游斗一次后，便安安静静地在“牛棚”里休息了一个多月。1958年山东支边来的民兵连长老类头，是个老党员，他就住在“牛棚”旁的值班室里，经常拿点自己腌的咸菜给丁玲。丁玲见老类头的旧棉被又脏又破，便要为地拆洗、缝补。老类头连忙说：“这是啥时候，你还惦记着我，快别麻烦了。”丁玲说：“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没有事情做，眼睛还看得见，替你整整吧。我们年纪都大了，以后连见面也难，就算留个纪念吧。”
丁玲在汤原农场认识了李亚铎、郭硕基等一批喜爱写作的业余作者。这时有人贴出大字报造谣说：外国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丁玲在汤原，搞了个“丁玲地下俱乐部”。这时，农场党委秘书赵发炳正在写一本小说《家庭内幕》，他的名字，也写在“地下俱乐部”成员的名单上。赵发炳一看，气得跑回办公室，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他说：要说跟丁玲学写作就是搞“丁玲地下俱乐部”，那还不只是我这几个，还有谁，有谁，他一气写上36个人的名字。这可是轰动农场的“阶级斗争的大动向”，逐级快速上报，一直报到沈阳军区。军区一听，这还了得，这个“大右派”居然还成立了地下俱乐部，立即派专人来调查深挖。来人翻档案，查历史，查来查去，发现参加“丁玲地下俱乐部”的人，都是上甘岭的战士和英雄，他们不但向丁玲学写作，还演革命戏，传播革命文艺。沈阳军区党委狠狠地批评汤原17团（按：当时汤原农场已按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改称为17团）的党委说：“你们太不严肃了，也不搞清楚，就上报。”
当年被列入“地下俱乐部”黑名单的人，有的蹲牛棚，有的挨批斗，有的还被抄了家。这次我去汤原采访，他们和我谈起这段往事，都以自己是“丁玲地下俱乐部”的成员而自豪，因为老丁领着他们，在北大荒创业初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北大荒撒下了革命文艺的种子。
1968年初，丁玲夫妇又被汤原的造反派“送还”到宝泉岭。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一辆吉普车飞速驶进宝泉岭农场一队队部，来人当着陈明的面，宣读北京市公安局的逮捕令，将他押上去往北京的火车。陈明担心老丁的下落：是抓我一个，还是和老丁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