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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在闲谈时，曾有人跟我谈起姜文。说姜文哪是在演电影啊，都是在自我表现，在那部《太阳照常升起》中，他演的老师，哪里像旧知识分子呢，分明是他自己——一个生长在文革时期的泼皮知识青年，身上带有很重的草根气质。我同意他的观点。姜文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自信、霸气十足，长相也过于有特质，这样的脸谱对于电影是有伤害的。同样的情况还适用于赵本山、宋丹丹、潘长江等，他们只要一出场，电影就成了加长的小品。当个性成为一种模式时，情节和风格就会变得单一了；当脸成为一种标志时，意义就会死亡。人们更喜欢的是一种涵盖很多内容的脸，既可以乌云蔽日，又可以云开日出，比如巩俐，比如章子怡，比如梁朝伟，比如汤姆·汉克斯等。一个没有形成模式的面孔，才具有千变万化的爆发力。
还是费里尼、贾樟柯、李安他们聪明啊！对于那种飘忽不定的艺术电影来说，最好的演员，就是那种既有面孔，又没有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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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经典
苏联大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拍摄于1962年，当年即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专家们曾评论说，这部作品通过梦幻与现实相联的崭新电影语言，讲述了一个少年在战争中的遭遇，通过少年伊万的童年和战争严酷场景的对比，显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刻、内在而又荒诞的关系。苏联影评家卓尔卡雅曾经评价说：这部电影的作用，就像一块劈柴投进燃烧的炉膛……
我是近日才看到这部期待已久的电影的。但在整个观赏过程中，并没有特别值得我兴奋的画面和情节，直到电影结束，我都显得很平静，甚至稍稍地有点失望。这部老电影在现在的我看来，只是一些画面的拍摄有些精致，至于其他的，并不显得新鲜和独特，甚至稀松寻常。这种状态就如同我现在重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轰动一时的小说，在现在的我看来，那些小说只是一些蹩脚笨拙的故事，加上故作姿态的手法，矫情而幼稚。
实际上这种想法我已有着很长时间了。出于对经典的尊重，出于对自己的怀疑，我只是不敢轻易下结论。我看过世界电影史上很多大师的作品，尽管我对他们顶礼膜拜，但观看这些老电影，我仍然会觉得平淡甚至乏味。比如伯格曼的《野草莓》，这部电影中有大量的意识流以及蒙太奇闪回的手法，游离时空，打破界面，这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新鲜感和创新意识，但现在看来，自然是很一般。即使是电影中贯穿始终的哲学意义，在我看来，因为没有剧情的衬托，只是单纯的设问，也显得沉闷而乏味。
我自以为是一个很能看闷片的人，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闷读”或者“闷看”能力。我曾经艰难地读完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上半部；至于看电影，我有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要求就是，只要选择一部电影，即使再乏味，也要硬着头皮看完，不能半途而废。这样的习惯我一直坚持着，但很多老片“阻击”了我，让我在它们面前败下阵来。我的橱子里塞满了近百部尚没有看的老“闷片”。当然，对于一个影迷来说，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我的一个朋友，在他所采购的数千部电影中，他更是只看了几十部，其他的，都厚厚地堆积在一起。他只是在起一个收藏家的作用。
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经典的时代性。我看过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很多片子，也看过电影大师伯格曼与安东尼奥尼早期的一些电影，包括法国“新浪潮”什么的，这些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但从整体上说，它已经不可能给我强烈震撼了，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想共鸣，也没有相同的频率了。这不是否定过去，也不是意味现代人比过去的人更聪明，而是我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