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流传于青年当中的社惠主义政治观点，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其实打倒作恶的地方军阀，不能不说有他们的一点功劳，我们虽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le我们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chá；o，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le。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chou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le。”
“……眼下各地凡是作恶的地方军阀，离末日都不远le，不复成多da的问题；而中国布党人之不能把政治nò；ng好，也是看得见的。之所以如此，其最da致命伤，在不能脱离蓝宁（即列宁）之第三国际的羁绊，布党党众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rò；u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多地之中等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若全国都象他们那样的搞法，则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jing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之地le。”
“我素来接受‘政治**’，但坚决排斥所谓的‘社会**’，此次在国务总理任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国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le一个定义：排除le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fé；i，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
“如今‘中等社会’的建设发展初见成效，而近来耳目所接，却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自布党转移入外省之后，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种恶势力于地下蔓延全国，那中国真就成le活地狱le。不惟徐世昌da总统头痛，连我们这些想做实事的也头痛。总而言之，布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le，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左舜生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据传吴子yù；军中亦有布党分子活动，前日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谈及此事，他还安慰我道：‘不要紧，他们掀不起dalà；ng，军队都在我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属布派，但若长此下去，他们将来必倒在布派手上无疑。”
“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shijie，‘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的代名词。（河南四川陕北多地da小公si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da好的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难过。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工运学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da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恐北京一旦有变后，京、津jiāo通断绝，那时便y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