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陈铭德夫妇之邀赴北平筹办《新民报》，父亲在北平的人缘好，北平人一直将他视作“老乡”。阔别8年，听说他又回来办报，老读者奔走相告。很多《新民报》老读者告诉我，到了正式接受订户那天，清晨拂晓，夜色尚未褪尽，很多读者便已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新民报》社所在的东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楼前，已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而后又有读者不断加入，比逛庙会还要热闹。大门一开，人们都争先涌入，竟然把柜台都挤倒了！
北平《新民报》创刊第一天，报纸就被抢购一空。父亲在其主编的《北海》副刊上相继发表了小说《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散文等，颇受读者欢迎。北平《新民报》的发行量始终居北平各大报纸之首。从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内，父亲写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亲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难过的事，就是那时在东北、华北、华东出现了许多冒“张恨水”之名出版的“伪书”。我查有实据的“伪书”就有52本。父亲说：“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绝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来，伪满洲国和华北、华东沦陷区，却让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个长时期。”对这些伪书，他既反感又无奈，我们兄妹有时从书摊买回伪书，回家请他过目，他总是看也不看就说：“烧了！”
回北平后，我们先在北河沿安了家，这是母亲的私房钱买的，故名“南庐”。父亲极喜爱花草，小院子挤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生机盎然。经历了漂泊、分离的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这样的生活也并没维持多久。1949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正在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的父亲，突然口齿不清，继而昏迷不醒。母亲赶紧派了家人，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
患了脑溢血的父亲在昏迷数天后终于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母亲，谁也不认识了。已怀着3个月身孕的母亲昼夜服侍在他身边，终于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
父亲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经济陷入困窘。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家用。1951年，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便卖掉了北河沿的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还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的。父亲后来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工资，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亲开始像小学生那样，每天在大字本上练习楷书，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写，从头开始，特别专注，终于，他能灵便地写字了，而且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病前水平。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他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再一次受到读者的追捧。
从1955年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人生长恨水长东（6）
1957年以后，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他的书也没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亲一下子清闲下来。闲暇时，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欢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劳碌忧患半生的母亲撒手而去，让父亲再一次遭受巨大打击。
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