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隔壁，以方便随时照料他，真的像儿子一样，对司徒先生是百分之百地尽心。
我到美国那年刚好16岁，学会了开车，而父母都不会，所以那时候经常是我开车，带着父母和司徒先生，一起出去转。我印象中的司徒先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甚至像一个“活着的上帝”，我和姐姐们都喊他grandpa（爷爷），在我们眼里，他就是我们的“洋爷爷”，而姐姐的孩子们也按中国的传统，喊他“太爷爷”。
司徒先生的晚年有些凄凉。唯一的儿子是位牧师，娶了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寡妇为妻，也没有更多的能力照料父亲，只是偶尔到我家来看他。起初司徒先生还有每月1000美元的大使工资，但1952年辞职后便没了薪水。司徒先生在大使任上只做了3年，按美国的制度，3年的经历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像我在美军服役2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也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晚年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后来是靠着一个慈善团体每月给他600美元生活。我的父母也没有工作，所以那时候，家里生活得很艰难。
司徒先生中风以后，丧失了不少语言功能，写字也很困难，他闲时就练习写字，我现在还保存着他用宾馆里的便笺练习写字的纸条。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我记得每到这一天家里总是很热闹，许多燕京大学的老校友都赶过来，连同司徒先生的儿子和他的弟弟、弟媳。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更是一个教育家。
那时候到我家来探望司徒先生的，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适。胡适很谦和，举止得体，他与父亲和司徒先生的关系都很好。还有一位是马歇尔将军，他每次都是自己开车来，也没有什么保镖之类的人陪着，跟我们说话也很客气。虽然穿着便装，但腰板挺得很直，十分威风。当时我手头有一本“生活”出版社出的他的传记，现在想起来，很遗憾当时没拿那本书找他签名。
司徒先生后来写了本《在华五十年》。对他与父亲这种超乎寻常的情谊，司徒先生说，他“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当年有很多人怀疑父亲的身份，觉得他不是亲共产党就是亲国民党，我后来到了美国，总是有人问我：“你父亲站在哪一边？”我告诉他们：哪边也不是。父亲跟司徒先生想的一样，他们并不倾向于哪个党派，只是希望中国不要有内战。
1955年8月，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亲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1962年，司徒先生以86岁高龄去世。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政府组织一访华团到中国访问，三姐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父亲托她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一年后，应周恩来邀请，离开中国24年的父母回到了故土。
周恩来送的花瓶，原来一直放在我们家。1988年5月，三姐傅海澜受父亲之托，专程回国送回了那只明代彩绘花瓶。5个月后，父亲在华盛顿去世。父亲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
生前，父亲曾为司徒先生“将骨灰埋葬在燕园”的遗愿，两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答复。司徒先生的骨灰现在还保存在我们华盛顿的家中，实现他这一遗愿的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1995年到2000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我找了好多人，但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司徒先生最后的遗愿能在我这一代实现。
（2006年6月26日）
我的母亲龚澎（1）
∷∷口述 乔松都
1953年诞生于乔家的第二个小生命，是乔冠华与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