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差别以及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此外，由于新兴职业实行的多等级、小级差的工资制度及科层制特点，新中产阶层的下层较工人有着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而逐年晋升事实的存在，使得下层中产阶层能在一定程度上忍受低薪的待遇并且不失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总体来说，与广大产业工人相比，只要是能够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生活水准的中产阶层，不满和怨言就相对要少许多，也更能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公务员、大中学教师、中级职员、工程师、编辑等月收入达到100元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还能雇佣女佣，其职业和收入往往优于一般大众，并因此确立了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进咖啡馆、看电影、举办新式婚礼，追求生活的时尚与品位。当时西装在沪上极为流行，成为银行职员、大百货公司店员、教师、文化人等各行各业人的常用着装，据称“海上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分之四五”。据郑逸梅《西装商榷》记载，见高福进《“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页。由于服饰是上海社会的重要名片，即使在一些行业的工人中，如邮工，“穿西装的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甚至信差苦力“穿西装的也未始没有”。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66～467页。正如鲁迅所说：“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鲁迅：《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563页。 吃西餐、进咖啡馆等餐饮习惯，从早期沪上的西人、买办、有钱的上层人士，到后来为中产阶层所接受，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时尚生活而逐渐流行开来的。据1946年统计，上海登记注册的咖啡馆为186家，如加上餐馆、旅社、娱乐场所、宵夜店等处设立的咖啡间，估计不下500间。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83页。价格在2角至7角5分之间，租界里的娱乐场所更贵。徐迟等：《上海众生相》，上海：新中国报社出版1941年7月1日，第79页。而被称为“大餐”的西餐，以英式、美式为主，还有法式、德式、意大利式、俄罗斯式等，高福进，同前引书，第42页。其中又有档次之分。高档的西餐馆最低消费30元，物美价廉的俄式西餐（又称“罗宋大餐”）1元2角，质量已相当好了。蒋为民主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97～98页。吃西餐、喝咖啡相较穿西装而言，更具有文化符号消费的特点以及阶级区隔的作用。一方面西餐和咖啡的价格限制了大部分劳工阶级的消费，另一方面，吃西餐、喝咖啡的复杂讲究以及西餐馆里的西文菜单，也自然地将消费者作了分层。到西餐馆和咖啡馆里来的除了西方人、买办、企业家和有钱人外，以公司企业职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要消费力量。但这并不表明西式餐饮已成为中产阶层的主要饮食方式，而只是作为一种引领时尚、界定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消费符号和印记，使原本普通不过的西人餐饮方式在中国被改造成了一种具有休闲意味和生活情调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于是，“许多大学生们，他们是不进小馆子的，就是口袋里只剩得几毛车费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馆才放得下心。”忻平，同前引书，第366页。同样，对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职员以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来说，看美国影片往往是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作为赶时髦的谈资；而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也较为讲究，如规定职员必须穿着整齐，容貌整洁，忠于职守，会用英文，甚至不能吃带味的东西，不能喝酒等等。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