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休养期间，由妻子陪着，他到地坛逛庙会，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各种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居然吃了三个春卷，三个艾窝窝。
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1986年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水平以后，才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
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敏锐地意识到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发展，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结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功亏一篑”。怎么才能达到不要做核爆炸试验就能够在实验室用计算机模拟，中央非常需要一个建议书。所以，要让邓稼先无论如何得留下来一份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
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5）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他预感到日子不多了，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指的是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关于群论的着作。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说到此时，有着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的许鹿希潸然泪下。在邓稼先住院的日日夜夜，许鹿希自己也再次经历着痛苦的煎熬：“邓稼先得的是直肠癌，到了后期身体不停地出血，但是他还要坚持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写建议书，那是他心甘情愿的！”
手术后不久，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生护士不允许他工作。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他几乎是在和生命赛跑。感到时间紧迫，他置一切于不顾。那时因为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
许鹿希不能忘记：“虽然我天天陪着他，我情绪和当时的精神根本没有工夫跟他谈他的事业、他的过去。我都急坏了，焦急得不得了，我懂这个病的情况，我非常绝望，一切办法都试了，根本阻止不了癌细胞的扩散。我那时候看见他还坚持工作，很奇怪，根本不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他做的事情，一方面领导要他做，一方面是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把该留下的东西写出来。
邓稼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医院写建议书的时候，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来商量。亲友们在探视时遇到这种情况，便懂事地告辞了。病房变成了会议室，成了他和九院领导的办公室。他们不停地商量、讨论。那一切我都看见了，他最后的时间非常紧张。”
他写的对今后中国的核武器怎么发展的那个建议书很厚，真是费了很大劲在病床上把这个建议书写出来了。
许鹿希说：“建议书最后写完让我从医院里抱出来，邓稼先在我抱着一大堆建议书文稿就要走出病房门的时候把我叫住说‘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我紧紧地抱着那个很厚的建议书，我知道他是多么地信任我。那年我58岁，我理解他，这个建议书很重要，比我的命还重要，就是这份建议书我亲自送到了九院领导的手中。”
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在邓稼先逝世前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邓稼先在最后的日子里，为国家做出了核试验的最后一些建议。
许鹿希说：“这个建议书非常关键，当时很多人参与讨论，是邓稼先跟于敏两个人签名的。于敏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他也是九院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