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关键专利不撒手。
在舆论压力面前，他们承诺“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将迅速提高产量8－10倍”；面对要求下放代用药生产许可的呼声，他们以加速企业扩张和增加分厂数量应对。他们尽管也进行了某种程度有限的授权生产，尽管某些获得授权生产的企业，如上海制药厂和深圳东阳光药业公司等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此问题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但正如罗氏公关部发言人自己所声称的，这类授权的权限“包含药品储备量、药品的特性、鉴别方法、何时适用，但绝不包括专利”。
如前所述，控制大规模疫情的关键一是数量足够，二是投放及时，罗氏虽然宣称产能在不断扩大，但穷一家企业之力，势必决不可能满足全球疫情所需，而直到“疫情大规模爆发”才“迅速”提高产能即使并非托辞，也已丧失了控制疫情最有力的时机，将难以遏止杀伤力最大的二次爆发。因此，唯一有效的措施只能是，容许当地企业自行生产。
但利润当前，罗氏决不肯放口：一粒达菲售价高达30元人民币，是普通抗流感药物的近20倍，而有限授权生产后的“国产达菲”售价即下降将近一半，可见垄断的暴利是何等惊人。高昂的价格，加上数量惊人的储备需要，使得“禽流感克星”自面世以来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误区：一方面疫情高发地区集中在穷国，另一方面达菲的销售市场却主要位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仅有的几个达到“1/4储备”标准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都是疫情并不严重的发达国家，英国甚至在尚无一例人类病例的2006年即完成储备，而重疫穷国则只能望克星而兴叹。
2005年底WHO专家曾预测，2006－2008年，全球应至少投入15亿美元，才能有效应对可能的禽流感、流感大爆发，而且如世界银行副总裁詹姆斯。亚当斯所言，其中不包括“达菲”储备费用，因为WHO和达菲的谈判十分艰难，成本难以预估。两个组织鉴于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多投入，但一年多下来收效寥寥。而罗氏总裁胡摩尔所宣称的“一旦疫情爆发将立即无偿捐助300万盒达菲”的表态，则更被普遍认为不仅杯水车薪而且缓不应急，有搪塞舆论压力之嫌。
有病没有药，有药买不起，饱受禽流感困扰的穷国抱怨多多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更无法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利用他们提供的病毒样本和病例资料开发新药牟取暴利，到头来他们却无法获得这些药物，疫情未到时，富国发财，穷国受困；疫情爆发时，富国平安，穷国死亡，这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
其它富人的反应：各扫门前雪与趁机捞一把
值得注意的是，在压迫罗氏出让专利权方面，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及其相关组织、企业普遍站在了穷国一边，但他们的目的耐人寻味。
对于罗氏的独家垄断和高额利润，这些企业垂涎已久，急欲分一杯羹，他们知道，一旦专利放开，疫区穷国技术和产能毕竟有限，连自身需要都难以保证，更无力竞争国际份额，他们却可乘势利便，大捞一把。无如罗氏态度强硬，不理不睬，让他们徒呼奈何。
他们的另一种对策是另辟蹊径，开发预防性的疫苗。疫苗是预防药物，即使不是患者也可能注射，一旦普及，销售量和利润更为惊人。印尼的“停供”事件，背后就有这些公司的影子：2月7日印尼卫生部长宣布与美国百特医疗用品公司达成“联合开发人用禽流感疫苗”谅解备忘录，而“停供”的决定几乎同时出台，细看备忘录条文就能看出端倪，所谓“联合开发”，实质是印尼有偿提供病毒样本，百特独家研发并“提供专门技术生产”，通俗地说就是，印尼把病毒样本贱卖给百特，换取对方给自己供货打折。
另一些富国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政策。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