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打乱，结果铭军中最弱的刘成藻部刚刚好对上了捻军中最强的任柱部。任柱部全是马队，极为强悍，刘成藻部甫一接触，便支撑不住，刘成藻一败退，牵一发动全身，最终整个铭军都乱了。
刘铭传的中军陷入重围，自知无法逃生，他长叹一声，索性摘了大帽子，下马，盘膝坐地待擒。
就在这时，霆军到了。
“翎顶辉煌”的霆军犹如怒涛卷地而来，捻军看了，先就生了怯意；霆军枪、炮交轰，继之呐喊冲锋，捻军阵脚已乱。溃散的铭军见来了援军，士气复振，内外夹攻，捻军终于支持不住，向北败逃而去。
这一仗官军先败后胜，虽未能将这支捻子聚而歼之，但总算将其赶出湖北，驱入开始坚壁清野的河南，勉强算是完成了战略任务。
刘铭传私心作祟，求荣反辱，性命脸面全是他最不服气的鲍超所救，但他不但不感激，反而妒恨交加，无可自抑，竟然做出了中山狼之举。
刘铭传的“报捷折子”，先说两军“相约黎明击贼”，而非事实的“辰时”，这下子变成铭军按时发兵，霆军延迟行动了。
再说铭军被迫独进，“先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骚动，实不知霆军也！”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霆军不但迟到，还惊扰了准时进军的友军，而铭军因为这个误会，抽调部队，还保后路的辎重，以致阵线有了缺口，“贼橐暇来扑，以致挫败”。
总之，铭军失利，全是霆军责任。
最后，铭军“全力支撑，会和霆军迎击，遂获全胜”。
这份颠倒黑白的折子报到钦差大臣行辕，李鸿章转奏的时候，继续弄鬼，贬鲍扬刘，以致到了朝廷那儿，已经完全变成鲍超误期，几乎陷全军于不测之地，全靠刘铭传坚忍果敢，才力挽狂澜。
朝廷自然以李鸿章的话为准，传旨鲍超，不但没有奖勉，还有“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之语。
鲍超气得旧疾复发，愤激之下，自请解职。霆军上下对刘铭传破口大骂，说他恩将仇报，猪狗不如，纷纷要和铭军算账，铭、霆两军火并之势，一触即发。
朝廷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和局面的严重，一面对鲍超温言嘉勉，一面命曾国藩、李鸿章着意抚慰霆军。
但大错已经铸成，鲍超忧愤成疾，去意已决。霆军军心涣散，虽然没有哗变，但不堪再用了。
受到牵连的，还有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
本来鲍超最感曾国藩的知遇，对他这位“曾九叔”情谊甚殷，曾国荃就算不向着湘军，也应该据实奏报朝廷；谁知道他企图在自己手上弥合湘、淮矛盾，奏折上用了这么一番说辞：霆、铭两军分头进剿，霆军遇敌较弱，铭军遇敌较强，所以霆军胜，铭军败。
这原是一个“摆平”的意思，但自然被朝廷理解成铭军独当大敌，反从侧面印证了霆军失期的说法，是朝廷会采信李鸿章、刘铭传的重要原因：曾家兄弟总不会故意冤枉湘军的人吧？
曾国荃好心办了坏事，他这个脑子，实在只能打仗，为政一方，不够用了。
于是克复金陵后几起几落的曾国荃，终于“因病辞职”，开缺回湖南老家了。
“湘系”受创甚剧，李鸿章的“淮系”其实也没落什么好。刘铭传贪一时之利，李鸿章为他讳败冒功，虽然朝廷用人之际，皆未予以严遣，但已经给了两宫和议政王一个极恶劣的印象。
李鸿章自己也晓得事情叨登得大发了，锐气大失，不敢再有什么行差踏错，乖乖地按照关卓凡的计划，坚壁清野，将东捻从南向北压，从西向东赶。
恭王对自己的失察极为懊恼，这件事情，或者派员密查，或者再等一等看看情形，都不至于搞成这个局面，偏偏就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