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派们自然当看不见，集中火力攻击的，是北京这一块。于是，一度被关卓凡献“请他们来试试”之计压下去的反对洋务的风潮，又抬起了头。
北京主持洋务的，是恭王，于是嫉恨汉人的旗人和反对洋务的守旧人士，自然而然，结成反恭的联盟。
另有一种人，专门投靠刚刚崭露头角的新贵，提前预留地步，以求日后的飞黄腾达。为此他们不惜对当道者主动发起攻击，为后起的新贵扫清障碍。这班人中尽有胆大心黑的，遵循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思路，失败了轻则降级免职，重则充军杀头，但若功成，回报却极其丰厚。
他们眼中，当道者自然是恭王；这新贵嘛，乃是关卓凡。
其实，当时关卓凡还是被视为恭王一系的，但对于这班人来说，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历朝历代，把恩主踩在脚下，借势上位的，不知凡几。
这一班“政坛狙击手”，正暗地里磨拳擦掌，只待轩军回国，就要有所发动。在日后波云诡谲的政争中，他们会有精彩表演，现暂时按下不表。
几路人马，共同的目标，是恭王；共同的“倚靠”，是关卓凡。
还有最后一路，异曲同工，也是“倚关攻恭”。
几路之中，以这最后一路能量最大。但这一路说到人数，究竟起来，却只有一人。
这个人就是慈禧。
对待旗人和洋务的态度上，慈禧和恭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对待权力的态度上，可就不一样了。
慈禧的地位非常微妙。名义上，最高的决策权在慈安手里；而实际的办事权，全部掌握在恭王的手里。就是说，慈禧如果想做成一件事情，第一，要慈安支持；第二，要恭王服从。二者缺一不可。
慈安是很少不支持她的，这一层问题不大；但恭王可就不是完全服从了。
叔嫂二人如果生出不同意见，最终又不能达致统一，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慈禧迁就恭王，这种情形并不算少。
一种是慈禧坚持，恭王只好遵命。
但“遵命”绝不代表慈禧的意志就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军机都是恭王的人，六部也都看恭王的脸色，一件事情，如果恭王心里不想办，就算朝堂上口头上答应了下来，也总有各种办法，在执行的过程中消灭它于无形。
除非“慈颜大怒”。但太后是不可以和议政王轻易发脾气的。
包括在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上，慈禧其实也做不得主。
有一次，安德海拿了一张单子，去向内务府要东西。这张单子，安德海自作主张，比“常例”添了一些东西。不过，这个“常例”是在平洪杨的时候定的，当时钱得花在军兴上，宫里的开销压缩得很厉害。
安德海想，仗既然打完了，“太后以天下养”，多要一点东西不算过分。慈禧被他几句好话一说，也觉得有道理，既然他自夸一定有本事要的回来，就由得他了。
内务府的司官为难，向内务府大臣明善请示。明善指示：只要不需动用现银，库里有的，尽可以拨给他。
未曾想，这个时候兼领“管理内务府银库”的恭王来了，一问端详，大为恼火：“拿‘则例’来！”
所谓“则例”，就是“常例”的书面记录。恭王拿着单子，一条条对照，多出来的，通通划掉。
处置完毕，临走前还对明善扔下一句话：“告诉小安子，他再这么浑水摸鱼，挑事逗非，当心他的脖子上的吃饭家伙！”
这句话，明善当然不会转告安德海，也没有任何必要了：因为恭王的声音很大，坐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