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凡认为，他和慈禧的关系，以及慈禧本人，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慈禧对他的信任，有了质的提升，已类似甚至超过了普通人家妻子对丈夫的信任，隐隐然有血脉相连的味道了。
生理上的满足，感情上的接近，慈禧因关卓凡主动打开轩军门户而带来的心理防备的解除，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关卓凡共同拥有一支强大军队的错觉，共同导致了，慈禧对关卓凡的信任，在短短一个月内，由量变而质变。
另外，近现代生活方式也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奇妙的催化剂。
近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愉悦和便利，在天津之行前，即便“以天下养”的太后，亦是无从想象和感受的。这种在眼下的中国绝无仅有的生活方式，既由“他”提供，又和“他”一起享用，这种携手并肩凌于天下人之上的优越感，进一步催化了慈禧对关卓凡的欣慕和信任。
就是说，慈禧已经把自己和关卓凡，视为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了。
信任之中，已经加入了依赖。
关卓凡认为，以他和慈禧现在的关系，再出现安德海一案中、一个“外人”三言两语就能加以挑拨的情形，概率是极低的了。
信任加深的明显证据，是愈到后来，慈禧于他的“君臣分际”，愈不明显。
在“君臣分际”的问题上，关卓凡是异常小心的，他反复提醒自己，除了亲热欢好之外，对待慈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主动“僭越”的行径。所有淡化“君臣分际”的举动，都是慈禧主动做出的。
有的时候，关卓凡坚辞不受；有的时候，关卓凡判断，慈禧是真心实意的，同时，夹杂了其他的需求在里边——不一定是直接的生理需求。如果自己坚守“本分”，可能会让她失望；另外，也会让她觉得，彼此的信任度还是有限。
比如，前天留宿行宫。
这种时候，关卓凡就先做足“辞让”和“告罪”的姿态，然后，“领旨谢恩”。
昨天早上，陪慈禧传过早膳，关卓凡即返回小站军营，辞别的时候，他明显能够感觉到她的怅然。
慈禧要送他到楼下，关卓凡坚辞不受。慈禧改了说法：“传过了早膳，我得下楼走走，溜溜弯儿，消消食儿。”
到底还是“送”了他到楼下。
关卓凡上马之后，不敢回头，但感觉得到，御姐一直伫立阶前，目送他出了行宫的庭院。
女人落在他背上的目光，似乎是有重量的。
*（未完待续。。）
第一七四章 钢铁大道不归路
关卓凡和慈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慈禧本人，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关卓凡考诸于史，有这么个看法：原时空的御姐，再怎么能干，说到底并没有真正具备完整的“改革”意识。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
“改革”的前提，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落后了，并且是全方位的落后。原时空，“同光中兴”的数十年，清朝的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人才辈出，但几乎没有人，肯真正戳破这层窗户纸，不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私底下。甚至，静夜独处，以口问心之时，大约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说法，最多是承认“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可是，尺再短，寸再长，尺不也比寸长吗？
这个说法，是保守派能够接受的极限，于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长”上下功夫，顾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只能在新旧两派的夹缝间，勉强蹒跚前进。
关卓凡并无意苛责前人。以中国体量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