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党在在收复了东北后，一些原本还在观望的人也毫不犹豫的收拾了包袱往北平、察哈尔奔去。毕竟谁都不是傻子，与其等着复兴党坐了天下后再去投奔，还不如现在就提前跑过去，至少还能混个元勋当当。也可能会有人说不如等到大势明朗时再过去不是更好吗？拜托，老兄你用用脑子好不好，既然是站队自然就有风险，要是真等到大势明朗时再投奔过去，别说吃肉了，你连汤都没得喝。
所以，自从东北收复后从全国各地投奔察哈尔而来的学生、学者和各界精英整天都是络绎不绝，使得原本为人手紧缺而头疼的席汉乾大大的缓解了一口气。
前来投奔的人是如此之多，这使得察哈尔内部里也出现了一个声音，那就是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些人里良莠不齐，一下子都涌了进来会不会冲击到察哈尔原本好不容易形成的秩序和风气呢。因此他们建议苏童要暂缓吸纳人员，对此苏童却是不同意，他认为良莠不齐这个问题哪里都有可能存在，我们不可能要求来的人个个都身怀崇高理想，一个个都立志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终生，这不现实。
在苏童看来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受周围和环境的影响很大，政府身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做的是制定出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然后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让新来的人被这里的环境同化。
苏童在另一个时空里曾经看到了这么一个故事，那就是在原来的时空中，在日本人占领的大城市里，人们平时的秩序反而要比要比国统区要好的多。比如在乘坐公交车时，人们都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上车，基本上没有胡乱插队的现象，因为拿着木棒的军警就在旁边来回巡逻，一旦看到插队的现象大棒子就会毫不留情打过去，这样就震慑了很多人。但是自日本人投降后，没了军警的监督人们的秩序顿时又开始乱了起来，亦如后世的公交车一样向来都是年轻力壮者先上，挤个公交车就如同打了一场仗一般累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华夏几千年来的历史奉行的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情大于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出了什么事情人们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托人情，却很少有人想到翻看法律法规看看自己是不是站住了道理，这一点在另一个时空里在苏童过来前也没有太多的改变，苏童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扭转人们这一观念，要把法制的观念植入人们的心里。他要在在人民的心中竖起一个法律法规至上的观念，在苏童看来法律其实就是一个框架，一个规则一种所有人都要遵守的东西，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个框架和规则。
若果你能找到这个框架和规则的漏洞并从中获得利益，那么恭喜你，没有人会因为你做的事情来找你麻烦，政府和警察不会因此而对付你。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框架和规则规定得更加详细更加牢固，当你下次想要钻这个漏洞时会发现漏洞已经被堵死了。
因此，察哈尔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高、福利好那是出了名的，只要你加入了察哈尔公务员的队伍，你的收入绝对要比一般的人要高出一大截，成为人人羡慕的高薪阶层。但是公务员一旦违反了法律法规后所受到的惩处也是格外的严厉，稍微严重的就会被开除出公务员的队伍，触犯了刑法的更会被因此而判刑。
为了监督和体现法律的公正性，苏童特地向西方国家引进一样东西，那就是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察哈尔法律规定，每个成年察哈尔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二十一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华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这个制度自从被苏童提出来后，最开始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陪审员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备行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