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想到由此对美国公众造成的心理冲击。
几个因素影响到了美国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时机，使之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发射卫星的国家。首先是政府资助的1954年《吉里安报告》（Killian Report），这份报告因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大学校长詹姆斯·吉里安（James Killian）而得名，强烈呼吁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CBM），并加强卫星情报能力。空军立即将“宇宙神”（Atlas）导弹作为首要研制计划。陆军和海军则在陆军以前研制的一种改进型“红石”（Redstone）运载火箭的基础上联合研制中程弹道导弹（IRBM），也就是“朱庇特”（Jupiter）导弹。由于有将导弹从船上发射的特殊技术需求，海军一得到许可就立即退出“朱庇特”计划，着手研制自己“北极星”（Polaris）计划。在资助经费不变的情况下，三军却都打算研制运载工具。
同一年，苏联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受命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在1954年，苏联人也表示要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作为自1957年7月到1958年12月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一部分。“国际空间物理年”是国际科学界提议的，涵盖了许多国家开展的科学项目，是科学普遍性的一个象征，与充满国家主义色彩的冷战截然相反。但是，由于大部分的科学计划都是国家资助的，这些活动显然是在暗中较劲。
1955年，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竞赛升级。空军获得许可开发第二种洲际弹道导弹，即“大力神”（Titan）导弹，并且也凭借着“雷神”（Thor）计划参与到中程弹道导弹研制中来，赌一把运气。结果导致政府开始担心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将会影响到防务活动。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第NSC5520号指令《美国科学卫星计划》秘密颁布，申明研制和发射科学卫星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弹道导弹计划”。就效果而言，此令使任何原本用于军事用途的运载火箭都无法发射。当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范·阿伦（Kames Van Allen）就苏联在国际空间物理年发射一个卫星一事做出回应时，他问美国政府的问题成了，究竟哪一种火箭能公开研制并且用来发射一颗科学卫星。
美国最重要的火箭专家、“红石”火箭的研制者维尔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当时在阿拉巴马为陆军工作。各军种之间竞争太空研究带来的大笔经费，使得有必要在陆军和空军之间分割任务，这样双方就都能分到一杯羹。空军获得了战略任务，意味着远程的洲际火箭，陆军则拿到了战术任务，也就是中程火箭。冯·布劳恩大为失望，满脸铁青。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太空船，而不是鼓捣武器。现在他却不得不设计武器，并且居然是战术兵器。他的“红石”火箭设计在技术发展上显然非常先进，但却被当作一种中程导弹来使用。
运载技术（2）
当时另外唯一的一种正在研制的火箭是海军的“维京/先锋”（Viking/Vanguard）火箭，这是专门为发射科学卫星而制造的。根据NSC5520号指令，显然“先锋”火箭应被用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有关活动。决策者们虽然知道冯·布劳恩已经接近成功了，但速度并不是关键。实际上，为了能成功履行其侦察使命，美国的卫星就不得不飞跃苏联领土，否则他们就会遭到1960年被击落的U2飞机一样的命运。政府的律师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苏联先走一步，这样苏联就得创下卫星飞跃领空的法律先例。以后他们就不好抱怨什么了。因而，尽管“先锋”火箭是同期最晚开始研制的，而且制造商正是将“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明确作为首要目标的马丁公司（Martin 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