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也显示出了“阿波罗”登月后出现的态度变化。这部电影是一个例子，显露出国会和太空之间通常都很复杂的关系。除非航空航天局总共10个地面中心＇1＇之一或者某个宇航工厂，诸如此类的设施位于他们的选区内，国会议员们通常都不会将太空项目置于优先位置。他们倒不一定是反对太空项目，议员们的资助顺序反映了他们选区都关注些什么问题。国会委员会负责资助经费决策，多年以来，同一个委员会还负责给退伍老兵事务以及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拨款。显而易见，多数选民的第一反应都是关心退伍军人和住房建设甚于关心宇航事业，这使得航空航天局成了国会委员会的螟蛉子。
2005年，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汤姆·狄雷（Tom DeLay）议员的鼓动下，国会重组了负责航空航天局预算事务的委员会，在众议院，航空航天局被和商务部、司法部以及国务院置于同一个拨款委员会之下，受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e）议员的领导。参议院也很快作了相应调整，将航空航天局列入拨款委员会商务、司法和科学小组。航空航天局最初曾以为重组是件好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和航空航天局一样，国务院和司法部也有一大堆预算窟窿要去填补。
此外，一些国会议员们长久以来一直将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当作将肥水流入自己选区的一个绝好机会，有时这种事情是以航空航天局的实际需求为代价的。1992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人杰米·维腾（Jamie Whitten）议员希望自己选区内的一座新的、在建的助推火箭工厂继续建造，但是航空航天局不再支持这一计划，从预算中取消了这一项目转而支持更加优先的计划。维腾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个不再需要的固体火箭发动机项目重新编入航空航天局预算，削减了分配给航天飞机备件、追踪和数据传输卫星以及不载人火箭的经费。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
国会议员们还在其他事情上利用航空航天局的项目，不止一次，在考虑与其他国家开展太空合作时，与人权问题挂上了钩。把太空合作当成胡萝卜促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观点改变国内政治制度的想法，从未达到过目的。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做法以及日后都是如此。其他国家将人权问题当成内政，事关主权。将人权和太空直接挂钩只会适得其反。此外，考虑到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大赦国际对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所作所为的批评，美国也有自己的人权问题。美国要其他国家遵守人权标准—多数时候针对的就是中国—至少是伪善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国会对于美国航空航天局而言并不总是有帮助的。有些议员工作勤勉一丝不苟，而另外一些则只愿意对于行距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而至于改正航空航天局的错误所必需的前后一致的指导意见或者经费支持，却付之阙如。还在“阿波罗”计划时期，早在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前很长时间，国会便已经开始削减“阿波罗”的经费了。只是在总统办公室—先是肯尼迪后来是约翰逊—的承诺下，国会才肯保持对计划的长期支持。总统保证这一计划将用于战略目标，即“敲打”苏联。而对于航天飞机来说，既没有这样的承诺，也没有什么战略目标。
因此，关于航天飞机，技术上说航空航天局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花上足够多的钱研制成一种可以低成本运行的航天器，要么在研发上锁紧腰包弄出个飞起来成本很高的东西了事。国会的立场很清楚，希望只花上非常有限的研制费用，而且还得见效，否则就一毛钱也不拨—这实在不是一种选择。航空航天局不可能设计一种既便宜又管用的飞行器。实际上，航天飞机除了不具备成本效益以外什么缺点都没有，这是因为航天飞机每次发射都要将它的一部分设备，也就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