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完玉红回到楼上，感觉我的楼的确是空了，我在各个房间反复地走了几趟，仍是从感觉到气氛到象征意义都是空的。最后看见阳台上吊着的那串儿干鱼，猛然间又想不起它该叫什么了。楼外西侧的那串灯笼，也不说新鲜也不说陈旧，总感觉在心灵上，还有一个春节快要来到似的，而实际上一个被刚过的春节牵头的流年已经飞快地进行了。我又该怎么办呢？我已经彻底失业，连这场婚姻是否也会一并失去？我现在已不敢奢想了，一切都顺其自然吧。所谓的“缔造天堂”已经基本失败，如果今后没有奇迹出现，我对石玉红也不抱多少幻想了，我甚至对生活的一切都不抱任何幻想了。我真的不知道生活如此难以扭转，就像乾坤难以扭转一样。我今生该如何面对生活呢？
我的母亲前天也走了，去了低窝铺的豁虚镇。父母主要是怕老四寂寞，会生出病来，母亲便过去陪老四了。这边老二单另过，也很少到老院来。看来我只好放弃住楼，过老院去陪伴父亲了。老院门外，尽是些*，大小美丑都有，但我已没了兴趣。除了没兴趣外，我已经确确实实的阳痿了。为了病刚好的玉红，为了她整日的郁郁寡欢，我已经强迫自身阳痿了。现在我无事可做，又想写些东西。诗歌和诗词在这段时光里，犹如火山的岩浆般熔炼在我的心里，我准备重新去写如《将进酒》《大风歌》等，我认为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另外还想写几组诗，如《贺兰曲》和《宁夏风景吟》。《良妇吟》也想写，是写给玉红的。总之我只有自我忙碌起来，才能减轻内心对生存的压力，不管这种方法是多么的扭曲和逃避现实。
到这天下午的时候，司仪来了。她来看我，手里还提了点礼物。她穿着毛边的紧身小袄，脸蛋也比过去白润些，头上梳着两个显然是戴了假发的朝天髻，人整个一个青春靓丽。她来看我，也没别的事，而且还说和那朋友安已经分手了。这似乎是我早料到的结局，但我仍不希望这样的结局出来，如今我的这个妹妹又形单影只了。她问到她的嫂子红玉，我说人已经走了。她说，你欺负人家了，干吗让人家走呢？我说，她想走的，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奔头了。她就唏嘘一番，说多好的嫂子，又是你的红颜知己，你不该把人放走的。我说她的父母想让她去闯一番的，人心野了，我这儿也留不住她。司仪就说，“你这儿能留住我，我想在这儿住几天。”我说，“怎么，你没住的地方了？”司仪就说起她一大堆的事故，现在弄得无家可归。我想了想说，“银川待不住，你不如回石嘴山去。在家门口找个工作，也比在外打工强。”司仪就说，“那我再找找看吧，你这儿不方便，不行我住在我同学那里。”我也说，“不是不让你住，是你一住，我就没地方去了。”但司仪走后，我猛然想到这事，可能还有另外的意思。我是否又冷落了司仪的一番美意呢？其实我当时已明白，只是我怕辜负了玉红。
两天后，玉红去到了广州，又打来了电话，听声音她已捐弃了前嫌，不再生我的气了，相反还关照起我来。其实我是诗人气质，什么话说过便忘，也不往心里去的。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多了，我也同样关照起她来。我劝她把钱攒起来，将来好做个生意或给自己买个保险之类，她也听了我。我还告诉她，我这边可能要买断，那些厂里的合同制工人已经开始准备分钱打发了，他们每人能分一千多块，然后就剩下我们这些固定工了。玉红说，“你有钱也要攒着，看广州这边有什么生意，我弄回去咱俩做。”我就很动情地答应了她。
三月二十三日，老三从兰州动身去了西藏。他们共去了两千多人，并且都发了红衣服。老三来电话对自己身体是否能适应很担心，但他们勘探铁路，不去还不行。我在家里又开始为这个兄弟担心。现在仍是和玉红保持一星期一到两个电话，完全根据思念的程度而定。她仍在姓宋的家里做家教兼电子商务，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