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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关于厂里对女工宿舍的各项制度也贴在了宿舍楼的墙上。甚至我还听说，我们男工也要从那楼里搬出，厂里又再无别的宿舍，厂里让我们到厂外的农村租房子。还说每个人给每月15元的租房补贴。但男工们都说，不。但是又有何宜，这已是大势所趋。我自这次开工以来，没有再在厂里住，因为还没有开始倒班。我只有在倒班的时候，才在晚上十二点下中班之后住在宿舍。我们就提前合计，搬到哪里合适，最后决定先搬到路面上去，那里有个门面房子挺不错，租金一百。我说，“那就赶快去个人定下吧。”
也就在这天夜里，我想到了离婚。我想让自己再缩小一下，也就是进行一场人生的精兵简政，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苦难。我要静静地再巩固一下自身了。把丑陋、惰性、不合时宜的事物都割舍去，正是我此时此刻内心的要求。但是我依旧怜惜着刘楠，我怨恨她不解人意，不能帮我反而和我过意不去，她加重了我目前生存的困顿和苦难。但另一方面，我若将她舍弃，她以后又将怎么办？有时候我真的盼她能够明白过来这一切。看来真正的缘由，不在这里，而是她世俗，嫌弃我的丑陋而已。那么我离开她，应当无愧。
早春的银川城并不美丽，西部的贺兰山也显出一种雄铁的味道。城里的人和车，都越来越多了，使街面显得热闹和拥挤。天气仍很寒凉，但中下午的那阵儿，太阳独出，空气里很温暖。我时常感念这个城市，爱它的平静和吉祥，爱这里各种熟悉的气息和建筑格局，还有时不时对我流露爱意的姑娘，但是我是无奈的丑陋的困顿的。前些天在上班之前，我还参加了诗词学会的例会，朗诵了我的《大风歌》。凭空漫吊，抒情达意，一时洒脱的忘乎所以。而在春节之前，我的一篇征文也获了奖。我的散文和随笔，写的也是奇怪，投给征文往往能够获奖，而专门寄给报社，却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我因此也懒得投稿，只是在家中把那些文稿反复地改，聊以*。我也越来越不把它们看成我区别于我同龄人的标志。也就是说，我并不孤傲，并不自怜，并不神经质，并不无病呻吟。我对这个世界要求着一个正常人的工作、娱乐和生活。但是这些权利，也不能充分地得到。我还能再有什么言语？
这几天，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女工，并且新车间四台纸机都开始出纸了，曾和这批女工同来的男工，都分配在这些纸车上。我们选纸车间，却仍不给分配人，一个班仅有两个男工，劳动繁重。我们除了切纸卷，还要负责把纸机上下的卷子拉回来，有时还要把卷纸的铁芯儿拉过去。我们班里一个小伙干了三天就请假回去了，因此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要供应住三四十人的用纸量，一时真如泰山之重。我又是个务实要强的人，不会临阵畏缩，那只有硬着头皮死撑着，不想稍有怠慢。其实几十双姑娘的眼睛在看着你切纸时的一举一动，我哪有脸面再想起偷懒？我恨只恨老铁这个奸臣，他是否有意在用这种方式琢磨我。老铁，还有我们的黑牡丹班长，还不时对我加上几句赞美，说，“钟师傅，这个月你可要挣大钱了。”我幽默地说，“没办法，我真的不想挣，我想留条命。”老铁说，“男子汉大丈夫，你还能挺不住？不是现在没人嘛，下个月再来一批，我给你要人。”我说，“你别给我人了，你给我一座泰山吧，再给我一个石敢当。”黑牡丹听不懂，亮着白眼仁儿问，“石敢当？”我仍低头切纸，懒得回答她。
下午又一次去造纸车间吊卷子的时候，黑牡丹又与我同去，因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