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在通常的那种情人旅馆了，而是西武新宿车站上面的“太子酒店”之类的高级宾馆。每次都是由苇子定房间，所有的花销也都由她出。在她的名牌钱包里，总是塞满厚厚一沓万元面值的钞票。除了饭钱、房钱以外，每次分手的时候，她还一定不忘了给我一两万块钱。
“拿着吧。一点零花钱！”苇子总是这样说。
从比自己年龄小的女人手里拿钱的滋味可并不好受，但当时我的确缺钱，所以只好微笑着接过来。我们在聊天时，她曾问过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在中国的时候喜欢摄影。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台佳能EOS摆在我的面前。这台照相机，至今我还留着做纪念。
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女人，哪来的那么多钱？我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苇子始终也没有透露她是做什么的，我猜想一定是做某一类色情业的。首先，因为我跟她见面基本上都是在深夜。而且，在歌舞伎町闲逛的年轻女人能那样花钱如流水的，几乎都是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在那个举国被钱烧得亢奋的泡沫经济时期，她们的收入之高超乎想象。何况，她那让我当即成为裙下俘虏的高超“性技巧”，可不是平常良家女子可能有的特长。
在电视节目上，我有时能看到那些新宿的“金牌男招待”接受采访，他们在过生日的一天之内，可能收到价值千万日元以上的礼物，送礼者有的是一些富可敌国的老太婆，有的是一些同样在色情业混迹的年轻女人。我对于苇子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个比“男招待”更廉价的游戏对象而已。
而我，却动了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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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此分飞（1）
我的“引路人”事业刚刚进入轨道，就有人出来挡道了。
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马来西亚华人开始时不时地找我的麻烦。
他以“风林会馆”一带为地盘，专门给一些脱衣舞场拉客。在我到来之前，他是歌舞伎町里唯一的华裔皮条客。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最初关系倒还处得不错，见面时还寒暄几句客套话。但自从我与脱衣舞场“T”有了回扣协定后，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有事没事地总在说我的坏话。我后来才辗转听说，我挨那伙日本人皮条客的打，也是这个能操几国语言、自称曾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的马来西亚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是那段时间开始，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骚扰事件。比如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有某个小痞子拍我的肩膀，刚一回头脸上就迎面挨上一拳；或者和人擦身走过时，突然股间被狠狠抓上一把，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现在想想，恐怕都是那家伙使的伎俩。然而，在我和真武开始频繁见面后，这一类令人恼怒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直到现在，这个马来西亚人还在歌舞伎町里混，可是，他也再不能构成对我的威胁。而我因为有了这个案内人的身份，自己每天都忙得头晕目眩，所以也就懒得再理会那样的小人了。
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深夜一点多，我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陪酒酒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开的倒有一百多家，多年后，我看报纸上披露，有一万多名台湾女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宿歌舞伎町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当时这些酒店都是我要活动的区域。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没接触过台湾人，难免有些好奇。认识的多了，我发现，如果对方愿意和我讲普通话的，大多是对大陆人有好感，比较亲切；要是碰上除了台语就说日语的，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甚至还有敌意。不过，大家在日本都是为了赚钱，基本的合作还是可以维持。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作契约，我用尽了全部的招数。有时我要请一些店的老板吃饭，有时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