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严厉，大明律：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连九族，海盗以及走私牟利者，必须千方百计的掩饰自己的出身。
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
在东南沿海，中国人就直接可以假扮东瀛人来掩饰身份。
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
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的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
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
在明初的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
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地”给剥夺了，当地百姓的饭碗跟着也被砸了。
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有自古以来“潮漳以番舶为利”的说法，不许贸易往来，便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
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
而代表正义之师的明朝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
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这种全民多“寇“的荒唐局面，问题的根源其实是烂在明朝自己身上，正如同晚清闭关锁国一半，封闭便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明朝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而本文所讲述的倭寇主要以东瀛浪人为主，这些‘倭寇’才是真正的“倭寇”，虽然总人数只占了实际“倭寇”人数的十之一二，但是这些东瀛蛮夷的凶蛮狠恶，远远不是沿海居民被逼伪装的“倭寇”可以比拟的，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常年隐于茫茫海上，见到沿海的村落便大肆洗劫一空。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是从元末、明初一直到正德年间。
元末，东瀛倭国进入了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列岛硝烟四起，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的农民、灾民逃难流入海中，乘着明初大肆用兵无暇相顾之机，屡屡聚众侵袭明朝滨海各个州县。
等到大明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