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挪西借的几万块钱过来了，在园区里开了个搞配套服务的小纸箱包装厂。那时真难啊，他搞这个工业园不容易，吴亚洲的创业起步也不容易。他违规抗命把内地一个军工企业以招商引资的名义拉来了，给县里和文山地区带来了一个电视机制造企业，自己却又一次受了个警告处分。电视机厂最后还划给了市里，县属城关工业园也变成了市属电子工业园。
吴亚洲的纸箱厂就是那时开的业，他去剪的彩。同时去剪彩的还有时任电视机厂厂长兼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的马达。他一请就到了，支持民营企业不能只在嘴上说，能做的事就得帮着做嘛，哪怕对吴亚洲这种不起眼的小厂。马达那时可是牛得很哩，当着国营大厂的厂长，又兼着副局长，三请九邀才姗姗光临，根本没把吴亚洲放在眼里，也没把他这个霉运不断的副县长看在眼里。收了吴亚洲的纸箱老不给钱，厂里发洪水泡坏了的纸箱也把账算到吴亚洲头上，差点把小伙子挤对破产。吴亚洲跑到他面前哭诉，他便带着吴亚洲找马达，和马达拍桌子，最终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拖欠的货款。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像马达这样的人是搞不好经济工作的，尤其是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所以今天才被安排到了监察厅。
嗣后，他调到宁川主持大开发，在市委书记白天明的支持下实施大宁川发展规划。时为一九八九年底，中国的改革前景一派模糊，甚至有可能夭折，他和白天明却代表宁川市政府大胆宣布了招商引资的八大优惠政策。吴亚洲这小伙子敏感啊，马上闻风而动，果断结束文山的生意，冲着八大优惠政策立即奔往宁川，集资办了个民营的亚洲电缆厂。随着宁川火热的大开发，亚洲电缆厂的生意越做越大，加上建厂时吴亚洲低价买了块地，赚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完成了艰难而清白的资本原始积累。据赵安邦所知，在汉江省像吴亚洲这么靠办厂起家，资本没有原罪的大款并不多。十二年后，到了二○○二年，这个当年可怜兮兮的穷小子已成了身家八亿多的成功企业家，不但在宁川，在整个汉江省都大名鼎鼎。
这时，省委、省政府要启动文山这台北部经济发动机了，他这个省长在全省财富峰会上号召民营企业到文山发展，还亲自和吴亚洲谈了话。那次谈话的情形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谈得也很具体。他把小伙子当成了老朋友，希望吴亚洲能带个头，把拟建的一个中外合资的新电缆厂摆到文山去。可那时文山班子还没调整，市长田封义梦想着顺序接班，待老市委书记退下来后做市委书记，马达也等着上市长。吴亚洲根本信不过马达和田封义，嘴上答应着他，却始终没动作。直到石亚南、方正刚这个班子上来，方正刚三赴宁川请他来文山，他才带人过去了。
现在才知道，这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不仅仅是吴亚洲和亚钢联的噩梦，也是汉江省和文山市的噩梦。小伙子的实事求是令人感动，在遗书里没把责任推到他和三下宁川请过他的方正刚头上。甚至没推给帮他出馊主意的新区管委会。这着实让他感到意外。更让他意外的是，吴亚洲的万言书里没抱怨改革。这个出生后差点儿饿死在襁褓中的著名企业家对这个造就过他的改革时代充满了感激！
细想想却也不难理解。在宁川抓民营科技工业园时，他和吴亚洲有过一次彻夜长谈。由此知道了小伙子的身世，知道了一个吸吮过母亲鲜血的孩子，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大饥荒年代付出的血泪代价。这个吸血孩子的故事，他曾在不同场合和许多同志说起过，用以证明他和他的同志们在宁川搞改革探索的意义。后来被于华北率领的省委调查组查处时，他就和于华北说过，不要说宁川的改革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才不是社会主义哩！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关乎民族复兴的伟大革命。大家都说，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辈先烈在血泊中奋斗了二十八年，付出了一千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