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不闲不忙，不稀不干。”
毛主席的这番话，来自于古老的中国民间智慧。“吃稀”，指的是吃稀饭，“吃干”，就是吃干饭的干活。至于“闲时”和“忙时”，这里也有解释一下的必要：“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的原始出处是中国农村（农家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叫做“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下田吃干，在家吃稀”），就传统方式的农业生产而言，“闲时”是农闲，“忙时”是农忙。农忙时，要以比较“实成”的干饭来补充过度支出的体力；农闲时则多进稀饭，为的是节省粮食。
毛主席所说的忙、闲，乃是经济困难时期的农村饮食生活指引，总而言之，其与城里人朝九晚五式的忙和闲之间，依然是有很大出入的。
城市里的忙和闲，有时甚至是与农村相反的。比方说，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的夏季销售任务刚刚完成，而老板又正好不在，于是就打算和太太远离城市的烦嚣，做一番秋游，而把看家的事留给保姆。不料，你家的小保姆却偏偏也在这个时候向你请假——你们的目的地都是农村，田野里那些成熟的麦穗则是你们共同的目标，区别在于：你是休闲，她是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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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城里人却常常是“忙时吃稀”的：对于一大早就要赶着上班的人来说，以半流质形式呈现的中式稀饭或者西式麦片，不仅制作省时，尤胜在吸收的顺畅。
诚如李渔所言：“饭粥二物，为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机壳，无人不晓，焉用越俎代庖者强为致词？”不过，一旦我们将闲/忙对应于干/稀，就有可能在生活与米饭的两种不同状态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模型，进而在这个模型中对米饭产生另一种体验。比如，“不闲不忙，不稀不干”尽管在逻辑和句式皆称工整，却比较不容易为城里人所理解。换言之，对于什么是“不稀不干”之食的判断，某种程度上竟要取决于几点到几点才算是一天里“不闲不忙”的时段。
无论是稀还是干，粥和饭都是粒食的两种不同方式。
在公输般发明石磨之前，中国人一直是完全粒食的民族，即使是麦子，也只能蒸煮成麦饭、麦粥而粒食之，情形又如《诗经·生民》所云：“舂之揄之，簸之揉之，释之叟叟，蒸之浮浮。”
粉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主食的形态、烹饪和口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成为了男人和北人间差异的一种评判标准。林语堂先生说道：“你看历代建都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
自从废除帝制以来，南人和北人在粒食和粉食上的差异也逐渐地缩小并且模糊了起来。不过，在粒食阵营的内部，这种差异却继续存在着，只是由做不做得成皇帝变成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纠葛。
干饭或加了料的干饭，一开始就是富贵的象征。在“周八珍”排行第一第二位的，分别是一珍淳熬、二珍淳毋，即大米饭和黍米饭，与此同时，粥之所以被视为穷人的主食，道理明摆在那里：用一斤米去煮饭，结果可以满足及恢复两三个人的胃口和体力；若以同样分量的米来煮粥，往往能使四五个人心满意足，即使“心”上有不满，不过勉强也能足了“意”。
当然穷人也有吃干饭的时候，如果说“闲”是穷人的绝对贫困状态，那么“忙”就是穷人在绝对贫困之下的相对富裕时段。
对于穷人来说，粥的作用就是将口腹之欲分而治之，属于BBS里的灌水文章。完全排除了汤水的干扰而以干蒸形式出现的干饭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人民并不是不需要桑拿，只是暂时只能屈就于泡澡堂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