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三）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刘少奇说他“不晓得”；*、周恩来等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们则更是“狗咬刺猬”——不知如何下口。怎么办？我们只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跟？只能是毛主席怎么指示，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怎么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何说，就照猫画虎地去做。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就组织兵团战士参加“海港大会战”（同码头工人一起装船卸货）；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联合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声讨兴海市最大“走资派”——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秋收》，刚刚为抢救危重病人献了二百毫升血的我就带队下乡参加秋收，累得昏倒在田埂上；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我们立即组织“讲用会”，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事情千头万绪，问题成堆成串，我们每天像被鞭子抽打着的陀螺样不停地旋转，旋转……不过，斗争的大方向我们是时刻不会忘记的——我们念念不忘“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基层单位最大的权力机关、最高的领导者。全中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几乎都如出一辙地“压制了群众”、“打击了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也就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因此，神州大地到处硝烟弥漫。此时大多数群众、干部还是保党委的，“造反派”想了解、落实一个问题常常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我们院内校外连跑几天，都拿不到一份儿可以写张有“分量的”大字报的材料。所以，在当时，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负荷都是空前的、超限的。但我们毫无怨言，也无半点儿懈怠。那时候我们真是将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别的不论，单说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一事，即可见一斑。当时，有哪一个红卫兵，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想见见毛主席？那是怎样的荣耀，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幸福的一件事啊！人们会握住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的手，又哭、又笑、又蹦、又跳，那心是痴迷的，那情是疯狂的。我何尝不是？林书梅又何尝不是？还有许多同学也何尝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两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到地方党委请愿，他们得不到答复就坐在机关门外不走，即所谓的静坐。于是九月五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革命运动的通知》。于是各地红卫兵相继进京。开始还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后来管束不住了，谁有本事挤上火车谁就去了。实际上，当时进京也并非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当然除了见毛主席满足夙愿这一层。车厢里拥塞、燥热、憋闷、烦渴、饥饿、疲劳、困倦、空气污浊的感觉好受吗？装在沙丁鱼罐头里的沙丁鱼好受吗？听说有年纪小的红卫兵就死在了路途中。然而，他们以最大的毅力忍耐着，他们的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真的是想去见毛主席和参观首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游山玩水的也不是绝无仅有。不过，到后来，全国大串联开始，确实有很多红卫兵借“革命”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了。他们既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也冤枉铁道部门承担巨大压力腾出列车、疏通道路和各级地方组织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接待了。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前后八次共接见红卫兵和师生一千一百万之多！ 而我和林书梅等几名同学因为忙于学校的“运动”，始终未能脱开身去见一见毛主席，更勿说到哪里去玩一玩了。这件事是我们终生的遗憾。啊，不，不是“遗憾”，而是懊恼和悔恨——早知我们积极投身运动的结果是如此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