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规定，其实就是列强欺负清政府对这项权力不清楚，不重视。这些规定暗含三点，一是外籍船只进出中国口岸时有权自由雇用引水人，二是任何人，包括外籍人，都可以申请在中国担任引水人，三是引水事权操纵于外国领事手中。这些规定，中国引水业纳入了依附型发展道路，埋下了引水权丧失的根由。
当时，中国引水业方处于起步阶段，专门的中国引水人非常少，多由渔民、船户兼营引水。在外国领事、商人以及航运势力的支持下，外籍引水人纷纷跻身各通商口岸引水业。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增多，引水业也在更多港口兴起。制定全国性的引水法规，建立统一的引水管理制度，遂成为引水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当时清政府依旧缺乏这方面的自觉，对此漠然处之。这又给外籍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积极策划制定引水规章，试图将中国引水业的管理权，集中到自己手中来。
1867年，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制定一份全国性的引水法规。这一提议为清政府所接受。而制订这一引水法规的，就是已经被清政府所看重、信任，并且担任了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 就这样，在公使团的操纵和赫德的蓄意引导下，一份《中国引水总章》草案很快出**，并得到了清政府总理衙门及公使团的认可。试行一年后，赫德又对这份章程稍作修改，于1868年再次颁行各港“试行”。不过，说是“试行”，这个章程却一直施行到了现在，足足过了28年（真正的历史是66年）。
《引水总章》规定，凡是与中国签订了通商条约的国家，其公民与中国人一样，都有资格申请担任通商港口的引水人。全国的引水管理权，集中于海关总税务司手中。在总税务司的领导下，根据《总章》的精神，各港分头制定地方性引水章程，并负责本港引水事务的具体管理，各港负责引水事务的结构，是各海关税务司下属的理船厅，其长官为港务长。由此，一个以海关总税务司核心、以各港理船厅为枢纽的全国性引水管理体制，遂得以建立。《总章》颁行后，中国沿海各港口的引水业，即在这种体制内运行，六十多年里，一直未有大的改变。
表面上，这种体制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引水权，因为从名义上说，海关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问题在于，其一，海关系统完全被外籍人，尤其是英国人所控制，并服务于外国对华经济、政治攻略，因而主观上并无维护中国引水权的动机。其二，海关并没有掌握引水事务的全部权力，因而客观上无法抵制外籍势力对中国引水权的侵夺。《总章》规定，除了港务长之外，外国领事和外国商会，在港口引水管理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譬如，在引水人考选时，外国领事和外国商会代表，即占了四票中的两票，还有两票，为引水人代表和港务长自己。可引水人代表往往也是外籍人。这样，在外籍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考试、取得证书，并正常执业的引水人，几乎都是外籍人。外籍港务长即使有意维护中国的引水权，也力不从心。更何况他们还没有这种想法。
引水事权既为外国势力把持，外籍引水人遂逐渐将中国引水人排挤出去。在上海港，从1871年开始，就从未增补过中国引水人。而原有的中国引水人也迫于外籍引水人的压力，不是辞职，就是提前退休，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可以想象，再往后，中国的上海港可能就不会再有中国自己的引水人。而不仅在上海港，其它沿海通商港口莫不如此。由是，中国新兴的引水业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行业，而本国人反被排斥于其外。
引水权的丧失，不仅侵害了中国引水人及航运业的利益，也严重威胁中国的国防安全。
本来，这一次的谈判有许多内容其实都是郭金章向李鸿章提起的，甚至经济特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