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宋》作者，怕也不可能挣脱这样的情结，真正“轻松”下来吧。《新宋》必然产生于此时代。对于改革或者革命的思考，必然梦魇般死死地缠绕着这几代中国人。一旦走出了“文革”的灾难，许多知识分子就一边批判着历史，一边沉湎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的未来幻想之中。石越是他们的精神外化，《新宋》是他们的理想寄托。
那么，《新宋》是怎么解决宋代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命题的呢？石越与现今的人一样，选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应该是作者的政治立场了。这让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创造一个天堂般的“新宋”，这是情势所必然。至于他是否有着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着要使中国避免几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则在小说中看不到明显的表述，因为，体现在石越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的强烈，只是一些读者还是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吧，他们希望石越更愤青一些。具体来说，石越给宋朝带去了几种文明：一是科技文明。比如，绵纺织技术，作者设定这个情节，因为想到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所依赖的物质工具（珍妮纺织机）。再比如，印刷术，很有意思的是，毕升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作者其实想的是“古腾堡的群星”，那是摧毁封建制度的一张王牌（但至少在《十字》中，给人的印象，印刷术却是用来完善封建**制度的东西）。还有军事技术，包括更易携带的、威力更大的火药的发明，以及原始手榴弹的制作，但这就能弥补王安石改革中薄弱的强军环节吗？再就是高炉和平炉炼钢技术，寓意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但是，技术是如何拓展人们的观念的呢？这一点，作品没有展开。另外可以看到，石越作为一位文科学生，在技术方面隐隐地有着不自信的一面。他对于熙宁七年将要发生的旱灾和蝗灾，只能用先皇托梦来向人们解读，而无法用技术进行包装，比如引入科学的预测体系，来向那时的人们说明。石越在这方面的迟疑，是在他写《三代之治》时，所不曾有过的。读者至少期望着，能看到阿西莫夫在《日暮》中的天文学示警一类的描写吧？不过，作者仍然在小说中引入了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就是给宋代注入的不仅是更好的技术，而且还有科学！这的确要让人热泪盈眶了。
二是商业文明。作者给宋朝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制度。或许宋朝接受这个也比较容易一些吧，记得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已在大谈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以交子的出现作为注释。何况，王安石的变法，更主要是经济改革。使这项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革除其弊端，石越必然要引入新的经济制度。比如，钱庄（银行）的设立。石越向神宗进言：“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由朝廷颁布诏书，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钱庄，农民可以向钱庄用某产为抵押借青苗钱，立字为据，利息限为二分，钱庄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动常平仓，免征收执行之劳，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润可得，亦乐于去做，百姓则不受强征之苦。此三面皆有利之事……地方官府没有政绩的压力，由坐庄放债的债主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在钱庄和百姓发生纠纷时从中裁断，百姓也不至于上告无门。”在这番话里，石越似乎想说：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是企业，而“有限责任政府”是很关键的。这样一来，便使唐甘南这样的私营企业家有了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他是石越重要的赞助人与合伙人，在大宋棉纺工业、印刷工业等历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说还写到了取消茶、盐的政府专卖制度，将配额出售给商人。还有在农村中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财务审计、统计报表这些现代经济的东西，也始于石越。不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方面，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石越似乎没有太多的建树。神宗时代的一切经济奇迹，主要还是人治的结果。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就算以今天的情况作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