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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我今天和驰创的同事吃饭了。”格洛丽亚开心地说，“你知道吗？你们那又新开一家餐馆了，在家乐福的楼上。同事们说你回来了肯定会喜欢这里的，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呢。”
我说，真的吗？太好啦，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有风的声音吗？我说，我关在囚室和监仓的密闭空间里，挺想念深圳春雨之下走在街头的感觉。接下来，我告诉格洛丽亚我和加里科见面的事，我说有加里科的帮忙我很幸运，他高度认可我在监狱为案子做的准备工作。说到昨天加里科累坏的样子，格洛丽亚感叹不已。监狱电话每隔15分钟自动中断，我经过同样的程序，再次接通电话。我告诉她我这个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告诉她我的肚子变小了，胸肌变大了。格洛丽亚开心了，她说：“老吴，我觉得你快回来了。”我说，真的吗？她问我，如果回来见到大家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说我最想见到大家的时候，还穿着现在的囚衣，最好额头上连联邦犯人号也烙上，我希望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场景与《飞跃疯人院》中那个桀骜不驯的捣乱者杰克一样，假装呆傻，然后在众人面前，眨眼之间恢复到原来生龙活虎的样子。这样，我想象着给大家一个惊喜。
格洛丽亚哈哈大笑。可当我给她讲完《飞跃疯人院》的结局，讲到杰克是如何死的，讲到那个印第安大个子是如何砸碎窗户大步跨跃出疯人院的，格洛丽亚叹息中说我悲观，我也若有所思。
总是在这样的谈话中，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会忘记这窃窃私语中监听者的存在。以前我们会在电话中讽刺监听的人。有一次我是这样说的，“嘿，那边的，给转告一下，关的住我的身体，关不住我的心，没用的。那监禁别人身体的正在监禁自己的灵魂。”现在也习惯了，懒得说了，只当监听者是怕见光的鬼魂，时不时电话中的“咔啦、咔啦”的窃听开关的声音表示这个鬼魂的存在。
本和我分手数月的格洛丽亚，因为我的案件又挺身而出，协调我在深圳的事务。案件的重大冲击不仅没有更加疏远我们，反而让我们更亲密。就这样，我们一个在白天，一个在黑夜；一个在美国联邦监狱，一个在深圳自己的公寓；我们敞开心扉，互诉衷肠。当初，我和格洛丽亚分手之后，她受洗而信奉基督，不久后我则跑到美国，锒铛入狱。似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此刻两颗心却通过话语联系在一起。
常常在电话悄无声息地中断之后，我还喃喃自语。良久，电话那端没有回声了，我才放下电话。对于犯人，任何一通电话，都寄托一份对自由的期待，同时增强在监狱生存的信心。
入狱之后我才发现，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令人向往。我有过在监狱吃一包煮过的方便面犹如*般的刺激感受，但所有自由生活中，我最渴望的，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监视的说话的权力。不知是检方有意无意的安排，在这联合国般的联邦监狱，我在辗转呆过的五座监狱所处的监仓中，是唯一的中国犯人。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被当地政府作为国家公敌来对待，和祖国亲人的母语沟通，对我就像电池充电一般，每次上午的电话打完，整天的牢狱生活都充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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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45分 再监视（1）
“从牢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牢门也是七步。”当年波兰作家伏契克在二战时德国纳粹牢房中写的名句照样也适合70年后身处美国联邦监狱的我。常常在踱步之中，在这斗室如困兽般的来回游走之中，我回味造化弄人，因果无常。18年前，把我万里迢迢从中国接到它的最高学府读书，如今，在机场对我守株待兔，虎视眈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