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刚刚从“红小兵”恢复到少先队，所以既要戴红领巾，也要戴“红小兵”臂章。后来就只戴红领巾了。本来班里还有一位叫何丽君的女生也是少先队候选人，但因为她爷爷是资本家而没有通过政审。我看见何丽君趴在课桌上哭得真可怜，心想她爷爷是资本家跟她有什么关系？她住在我家5栋对面的11栋，长得白白净净，穿的干干净净，书包是绣花的，课本用塑料皮儿包着，削铅笔不用小刀，而用“铅笔拧子”——北京叫“转笔刀”，不如东北话形象。可是她学习好，爱发言，扫除勤快，主动给老师擦黑板，全班一致选我俩当少先队的，凭什么就不行呢？我问高老师凭啥不行，高老师说：“你真幼稚，不行就是不行。我也不知道她爷爷是资本家呀。你爸爸要是地主，也一样不行。”“文革”最令我反感的极左思维之一就是血统论。现在其实仍然有血统论，只不过颠倒一下，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就一定愚昧、野蛮、落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懂得八荣八耻……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崩嘎崩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希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希罕我，但高老师决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希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我最早的老师（3）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