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可取！”
“为什么？”孙元起急忙追问道。
章士钊道：“先说为什么不可以蠲免赋税。我们推算库银足支三年之用，是建立在三省继续缴纳赋税基础之上的。只要百姓继续缴纳赋税，就会每年出售大量粮食以换取银钱缴纳税款，市场上粮食价格自然偏低。一旦不用交纳赋税。百姓也就不着急售卖粮食，粮食价格就会随之上扬。
“我们现在仅军队就有四个协、一万五六千人，每日消耗粮草无数，任何一点价格上涨都会导致费用支出大幅增加。如此一来，库银就根本无法支撑三年！到那时候就会面临两难局面：开征赋税则弃诺背信食言而肥，不征赋税则府库空虚用度不足。”
杨度补充道：“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只有遇到水、旱、蝗、兵等重大灾害才会蠲免百姓钱粮，而且除了帝王故里、招徕垦荒等特殊情况，一般都只蠲免一年。如今川、陕、甘三省未遭大灾，我们一口气蠲免三年赋税，明显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随意蠲免赋税，很容易使得百姓产生抗拒之心。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你借一大笔钱给别人，连着三年不去讨要，某天突然上门追索，那人会干脆利落地还款么？”
章士钊大点其头：“皙子兄说的极是！百姓之心如平原纵马，易放难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开这个头。”
孙元起有些皱眉：“今年川、陕、甘三省都发生战事，难道不能成为蠲免的理由？”
杨度道：“那些遭受兵燹受灾严重的府县倒可以单独蠲免。但是不分是否受灾、受灾轻重，一律享受优惠，未免就有些失之宽泛了，而且也是种大不公。如果真要蠲免，甘肃、陕北缴纳的赋税本来就没多少，不妨多蠲免些府县，以示仁政；而陕南、四川向来是财赋重地，则要少蠲免些地方，以确保有稳定财源。”
孙元起又问：“那为什么降低田租也不可取？”
章士钊道：“在下知道大人降低田租是想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用意极好。只是各省各地田租或高或低本不统一，我们很难加以统一调整。而且这些田租都是地主和佃户在数百年间相互商议并渐渐稳定下来的，所谓‘常人安于故俗’，无论地主还是佃户都早已习惯，两者好比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我们强行插足其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两头不落好，只会徒生事端！”
杨度也道：“田租问题最是繁杂，历朝历代都视之为难题，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如果贸贸然加以改动，得罪本地士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我们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吧！”
孙元起大为败兴：昨夜想了半宿。自以为想到了好法子，大清早兴扑扑地找人来商议，最后居然是这个结果！看来我果然不是从政的料儿。
章士钊见孙元起有些垂头丧气，便劝慰道：“我们现在府库比较充裕，其实可以照常征收钱粮，征收之后由政府对老弱、孤寡、废疾、贫困人群进行赈济，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法子。似乎比降低田租更易见成效。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杨度摇着纸扇道：“主意倒是不错，就是执行起来太困难。还是那句话，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只要府道州县的官员动动手脚，这笔钱粮就会被他们中饱私囊，一分一厘都落不到穷人的口袋里。所以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熟悉三省官场。再换上一批既听话又能干事的自己人，以后推行新政才事半功倍！”
章士钊叹息道：“大人，当年你创办经世大学的时候为何不设立法政系？如果设立的话。我们现在何至于手头无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