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训练，其中包括相当重要的一种自我克制力和妥协精神，比如说在某些时候停止示威一天，这并不只是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来使用，而是源自一种根本的、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认识到人性的某些基本缺陷，认识到正义的抗议者自身也同样还有阴暗面，因而即便是对罪恶，也主要是“罪其行而不是罪其人”。
第四，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公民抗命权”运动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抗议者的相当广泛有力的组织；需要具有卓越判断力和坚强意志的领袖；需要恰当的斗争策略，还需要具有两个很重要的外在条件：其中一个是立宪体制和法治，这意味着对手接受法律，遵循可以预知的游戏规则。在这一意义上，你有什么样的对手确实至关重要──至少对于这种运动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抗议者也可由这一法治得到保障。比方说，一个个被捕的“公民抗命权”的参与者只要交了保释金，就可以轻松地微笑着离去。另一个就是强大而自由的、独立于政府的、多元和开放的新闻媒体，这还意味着媒体和舆论也不仅仅是顺从多数，更不是顺从权力，而是要遵循真实甚或追求某些直觉到的道德真理。在伯明翰的斗争中，马丁·路德·金组织少年学生违反禁止令连日示威，开始警察还未使用暴力，只是执法捕人，但当这些少年示威者一天天持续涌现，监狱也人满为患时，就开始发生警民流血冲突了。而当闻风云集的新闻记者将实况、照片向全国报道；看到少年们挨打，一时间全国哗然。此外，还有时机也起了作用，1963年是由年轻的民主党人肯尼迪担任总统，这对开展民权运动，争取通过民权法案是有利的。马丁·路德·金入狱时，肯尼迪甚至亲自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给予安慰，并为改善马丁·路德·金在狱中的处境进行干预。
第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都可以在法律的意义上来理解，基本的观念还是法律，或更准确地说，是宪政和法治：抗议者的组织得以存在、发展和壮大有赖于健全的法治；真正合格的领袖得以涌现，群众经过理性的节制和训练而得以成熟，也有赖于健全的法治；而这种运动最终能够取得成功，也同样有赖于健全的法治。而对成功的理解，斗争的直接目的也是通过民权法案，而一旦通过立法，权利也就确实能得到保障。如此艰难争取得到的法律不会是一纸空文。当然，真诚友善和心心相契并不能通过法律得到，但至少明显的侮辱可以通过法律撤除了。而“公民抗命权”本意也就是要忠于宪法精神，或者说给法律一种道德的基础，为按照某种正义感和良知来改革具体法律提供动力和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恰当进行的“公民抗命权”是一种最可谅解的“违法”。当然，对一个社会来说，它最好是一种最后的诉诸手段，这里的“最后”的意思有二：一是抗争者在程序上最后才考虑采用它；二是作为手段本身它也最好是最后的，过此就将逾越非暴力的界限。
由于社会处境的不同，以上有些观念对我们可能还是相当陌生的，所以借此机会特意予以说明。
（选自《我有一个梦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作品相关 周星星的经典台词（凑字数日后删除）
你以为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没有用的！象你这样出色的男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你那忧郁的眼神，稀嘘的胡喳子，神乎其神的刀法，和那杯DryMartine，都深深地迷住了我。不过，虽然这是这样的出色，但是行有行规，无论怎样你要付清昨晚的过夜费呀，叫女人不用给钱吗？
除暴安良是我们做市民的责任，而行善积德也是我本身的兴趣，所以扶老太太过马路我每星期都做一次，星期天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