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世出之杰”。
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弊存在，是与非的砝码应掌握在百姓的手上。王安石变法在封建社会，自有其积极性，但其出发点无非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而没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免役法”弊端尤其显见。“青苗法”和“免役法”颁布的初衷无非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青苗法”是向老百姓摊派贷款，限期归还；而“免役法”是让百姓用钱来买兵役。初看这两个新法，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实际上，在北宋末期，周边国家如西夏、大辽、金，不断在蚕食中原，百姓经济收入并不能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多数百姓是没有钱用来买兵役的，所以，此法的针对面很狭小，无非是给那些富家子弟服务的。富家公子交了钱就免除了兵役，那穷苦的老百姓呢？“青苗法”则更加荒唐了，因为新法在上面说的冠冕堂皇，但到了下面，便成了很多地方榨取老百姓油水的工具，地方上用朝廷的法律做掩护，任意放发高利贷，苦的自然是老百姓。
司马光的万言书打动了高太后，决心推翻新法。于是，高太后将司马光被升为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当时，按宋朝的建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应是当朝第一权臣。
随后，高太后又将吕公著从扬州调了上来，先任其为尚书左丞，又升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分别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枢密院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以司马光和吕公著为中心的新的朝臣班子。
高太后重用了司马光、吕公著等一批守旧派。这批人多反感新法，所以方向一致，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大张旗鼓地推翻新法。
司马光素与苏轼交善，所以，少不得把这位大才子弄到自己身边，荐举他为中书舍人。司马光大权在握，党派形成，又有高太后做后台，于是，果断地废除了“青苗法”和“免役法”，本欲恢复“差役法”，大臣章惇出班反对。
章惇道：“新法乃先帝（神宗）力推而行，王相为之呕心沥血，眼下，各地成果初成，怎可一朝废去？”
司马光道：“章大人可否到各州府调研？”
章惇道：“本官也曾游历各地，便闻新法之利，像司马大人《万言书》中所言弊处并非不见，但总是少数，金无足赤，事无完美，我们怎能因少许瑕疵而累大局呢。”
司马光说：“本官在地方上呆过，也曾遍访多处，所闻所见恰恰与章大人的相反，新法在各地是利小而弊大。”
章惇向哲宗及高太后道：“万岁，太后，前朝功绩万不可草率废除啊。”
哲宗看看高太后，不敢擅自做主。
高太后已经决意废除新法，所以，见章惇为新法辩护，自己反感。她淡淡地道：“章爱卿，你乃前朝旧臣，忠于先帝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哀家希望你不要让下面那些官员蒙蔽了眼睛，司马爱卿说的明白，那些地方官员大发新法财，靠朝廷的改革压榨百姓，他们有几个不说新法之好？那样的话你也能信？”
章惇额头的汗刷地下来了。
高太后挥挥手，示意章惇退下。
章惇看看司马光，归班站好。司马光也瞥了他一眼。此时，两人心中各有算计，章惇在想，司马光啊司马光，我看你依仗高太后能到几时。司马光却在想，要推翻新法，必须要搬掉章惇这块“绊脚石”，否则，还不知哪天他又跳出来。
于是，司马光找了个理由，将章惇出知汝州去了。
章惇一走，朝中纵便还有一些维护新法的官员，但自知威信不如章惇，多不敢发言了。
不过，并非没有人站出来，苏轼便是其中的一个。
从战线上讲，苏轼应属于旧派系，和司马光一个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