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鄢懋卿的呛声与下面一众高官的麻木不仁。
钱锡爵突然来了火气。
“反正我就一句，只要是真儒学士子，相信仁义就该用仁义来考核自己。有些人，一方面嘴上仁义，一方面拒绝统计、公布、讨论仁义。到底是真仁真义还是假仁假义，一目了然。”
也就只能寄希望于说几句重话能敲醒大家了。
前路慢慢，如果没有大量士人的觉醒，靠几个人小团体的机谋巧算，绝没有成功可能的。
高允升接过话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因为钱锡爵是个素人，之前是没有派别之分的。而高允升作为高拱的族侄，原本是铁板钉钉的清流的。
虽然瞟一眼高拱，也没给出什么否定或肯定的信号，但说得太狠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钱同年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获益良多。我个人认识还很粗浅，但在我个人的研究中发现，争讼与地方的叛乱往往呈负相关，特别是经济纠纷的争讼，其越多，人身安全相关争讼则越低，地方的仁指数越高，义指数越低，叛乱也越低。按道理，仁指数、义指数越低都可能激发动乱，经济纠纷与人身安全也理应相向而行才是。
我个人提出了个猜想，那就是在义指数较低的情况下，鼓励经济争讼有利于降低社会矛盾，从而降低人身安全事端与地方叛乱。目前还只是个设想，后续还得在团队内大家帮忙下进一步验证”
与前三人的潇洒不同，后面两人基本是没啥背景，还自己梭哈从严党队伍里退了出来，全身心押宝到宋应昌这边的。
既然横竖都是赌，干脆赌个大的。
只见两人是同时上前走了一步。
“翰林院观政进士许国”
“三甲待选进士王家安”
二人一开口就把自己的身份说了出来。一甲前三人一进翰林就直接点了庶吉士，其余二甲进士中被选进翰林的还得有一年的观政见习期才能转正式的庶吉士。
王家安更惨一点，直接就三甲进士，连进翰林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属于等待吏部挑选任职的阶段。这段时间，真好闲着也闲着，原本是打算投靠严党搏个出身。后来又岁许国一起改到宋应昌这边。要搏怎么也得搏个大的。
王家安敢于大胆一回的根源还在于他有个学霸弟弟，王家屏。哪怕自己栽了，将来以弟弟的聪慧，怎么着也得把自己捞起来的。
接下来，主要是许国讲话，王家安做个陪衬。
“与他们关注做事不同，臣与王家安把视角转到人身上，却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北宋的改革派大都是南人。而保守派大都是北人。北方越穷越不愿意改革，越保守。南方富庶越愿意变动，越开明。”
无论是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还是后面熙宁新政的王安石。
但是后面又追述到秦汉唐时却没有这个现象
主持变法的商鞅、吴起皆是卫国人，标准的北方人。
西汉变法的桑弘羊，洛阳人。
中唐变法王叔文，浙江绍兴人。
我们尝试寻找其共同特征发现，每到王朝亟需改革的关键时期，京畿及周边是提供不了相应人才的。不仅不提供，反而产出大量的保守派，诸如东晋王导、北宋司马光等人。
反而是远离京畿的文教兴盛之地盛产改革派。
为什么京畿之地的士人，宁愿王朝倾覆也要坚持保守不愿意改革呢？
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方向。
另外，在搜索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恰好发现，王安石变法落实的京东西四路的主政官员基本都是北人，大多都是旧党。这可能也是在四路新政的效果只坚持几年就急速倒退的原因。
许国这个话题讲完。整个经筵现场鸦雀无声，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