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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2 / 4)

人维护“学术独立”的选择。

作为最高政治威权,蒋介石总想在一切领域插手管事,遂其所欲,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者这件事,他依例“下条子”指定人选。在过往的时代气候里,蒋介石的手令,简直就像是“御旨”,没有多少人敢逆龙麟,捋虎须,“抗旨”以对。可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既不是只晓得“等因奉此”的公务员,也不是蒋介石的直属部下,非得奉命唯谨不可。在学术的世界里,哪里有蒋介石的手令“颐指气使”的空间呢?显然,就像陈寅恪“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一般,他咏唱的学术自由的高昂音调,也是其他的评议员共遵同守的信念。蒋介石的手令,在这群读书人看来,无足道焉,根本不是不能忤逆的“圣旨”,更带来了反效果,大家就是偏偏就不投票给顾孟余。他们的作为,确实像傅斯年所言,彻底“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发手令、下条子指定谁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政治领袖了。不过,当年这些学林前辈实践学术自由的用心,他们展现学术独立的风骨,彰明昭著,作为我们承继的精神遗产,则必将是此后学术世界生生不息的永恒动力。

“进军西北”:创立一个研究所的故事1

1943年6月,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在战火连天的时代,这里是一群读书人——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所”;1945年易名为“社会研究所”)为主——可以潜心于学术世界的“桃花源”。李约瑟很兴奋地和这群书生分享学术心得,他并赞誉道,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之后,“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面的人中最杰出的”。李约瑟身为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为动物与植物两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发表了公开演讲,济济多士,云集一处,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社科所所长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等等,俨然学术盛会。

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却在演讲将始前一刻上演:出席者之一梁思成,突然把正处于好似“冷战”状态下的陶孟和、傅斯年拉到一起,要他们友好地握握手。在场的学界精英,眼见两人终于伸出友谊之手,纷纷在心里喝彩,李济更特地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还私下说道应该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梁思成。本来,陶孟和与傅斯年,都是北京大学出身的。不过,当陶孟和已经是北大的教授时,傅斯年还只是活跃的学生领袖,严格来说,傅算是学生辈的后进。只是,两人之间,既有如梁思成、林徽因等共同的朋友,又同在中研院任职,公务私交均密,情谊实在师友之间。可惜,就在1943年上半年的时候,陶、傅之间的关系却是紧张之至;梁思成的举动,显然让这两位学术领导人,从此重修旧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7)

具体来说,陶、傅失和,是外在政治大环境逼压的结果,但和中研院本身的发展前景,也脱离不了关系。这个故事,得从蒋介石委员长开始讲起。

1942年8月,蒋介石委员长为了处理新疆事变,赴西北各省视察,并且提出了“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主张,自此,议论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问题,又是甚嚣尘上。1943年2月,罗家伦奉命担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即是蒋委员长个人意志的反映。当时的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本来就是关心重视中国“边疆”问题的人,在此之前,他便曾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1941年10月12日);同时还身兼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亦在国民党组织部成立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请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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