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种杂粮渣滓凑起来的一种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汉奸头子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他妈怎么不能吃！”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一次患小肠疝气，在家养病。某日，黎元洪去看冯，冯借机向黎叫苦，称部队军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饭，希望黎元洪多拨给一些粮饷，黎答：“小米最富营养价值，多吃头脑清楚，我很爱吃。”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的末尾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胜芳蔡”起家于河北霸县，后移居天津，成为名噪一时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到了第三代，饮食上已奢靡无度、随心所欲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了。蔡次泉早点必吃甜食，而且每天必花样翻新家中雇有专门的甜点厨师。蔡家养着不少鸭子，用糯米当饲料，喂肥后熬汤，蔡只喝汤不吃肉。蔡尤好紫蟹、银鱼，但都只吃活的。每年冬天，派人在三岔河口不分昼夜地轮流守候于渔船，捕捞活银鱼（银鱼出水后片刻即死）。
马其昌是袁世凯时代总统府的“典膳”，负责袁私人的厨房，大约有20个以上的佣人归其管。袁世凯的伙食费本来是每天100元，某日袁问马：“我一天饭费花多少钱？”马据实告以百元，袁连声说“要减要减”，遂减为60元。袁每天得喝鸡汤，负责熬汤的鸡汤刘，是袁从天津直隶总督任上带过来的专人，退休后子承父业。
袁世凯每天吃两顿饭。他是河南人，但不吃家乡饭，而是由天津一个姓徐的厨子掌勺，整成了天津口味。据说徐冬天上灶，身穿青缎子面狐腿皮袄，显见是随着袁的发迹也发（天津话，读四声）了。
作家李准生长在河南农村。抗战期间，他在达德中学读书时，逢河南大旱，学校的伙食标准一再看减。先是停止供应馒头，每天两顿面片。李准在同学里，属于年纪和个头都不大的。逢开饭，两大锅面片抬出来，个大力壮的学生便挤到前头，每人把着一把长把勺子，专捞面片。这些孩子的“捞技”也很高超，用勺子一搅，再一捞，稠的就进碗了。待李准这样身单力薄年纪又小的孩子凑到跟前时，往往就剩下半锅面汤了。随着旱情的发展，片儿汤也喝不上了，开始“跑灶”。李准回忆说：“每星期天回家背点红薯面饼馍，由母亲烙好卷点韭菜花，背到学校，每天啃点干饼馍，喝点开水。”
陈强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先到延安，入鲁艺，后随文艺大军开往敌后。此期间日夜行军，翻山越岭，备尝艰辛，经常是几天也吃不上一顿正经饭。一日，部队到达太行山区一个叫张谷庄的村子休整，边区政府送来粮食。他们都跟饿狼似的，无论男女，没人搂得住。陈强一气吃了四大缸子面条。据他回忆，那顿饭平均每人吃两斤。后来随队的医生劝大家少吃，说这是患了胃扩张的毛病。
正品尼姑在庙近60年，她晚年回忆说：“入庙以后，必须吃斋。吃斋有两种，一是吃全斋，就是长年吃素，鱼肉类不能吃，葱蒜不能吃，就连鸡蛋也不能吃，只能吃豆腐、蔬菜一类的东西。再是吃花斋，即每年旧历六月、腊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时间可以吃荤。一般是师父吃全斋，也要求自己的徒弟跟着吃全斋；师父吃花斋，徒弟也就吃花斋。”正品是山东人，在庙里学会了烹调，曾站厨房掌勺。
虞洽卿喜欢吃猪下水。虞公馆附近有一家名同华楼的宁波菜馆，店内的一道“糟钵头”，为其他宁波菜馆所不见，相传为虞洽卿亲授。这道菜就是把猪肠、心、肝、肺之类切成薄片，用砂锅文火炖几个小时，直至猪杂酥烂，再加上糟卤后取食，据说其味无穷。有很长一段时间，虞洽卿每天中午来此吃饭，总是两碗米饭一个钵头，吃完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