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那些极其重要的和苦于缺乏合格人员的职位可以获得最高的报酬。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3页。 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相关度甚高，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状况，由于中产阶层人数不少，职业和收入往往让一般人所羡慕，使得这一群体的发展趋向以及价值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大于任何其他阶层。
随着上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加快，新兴职业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职员就业在总体上供不应求，法律顾问、律师、会计师、经理、总办、秘书（尤其是英文秘书）、译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等职业颇受青睐。对新式职业的职员（女职员除外）来说，一般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对能较早获得较高学历的青年，一般不难得到优厚的收入。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5页。1921年邹韬奋自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月薪120元。三联书店编《韬奋：韬奋画传·经历·患难余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147页。 同年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时，月薪已升至百元。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72页。随着上海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薪水也在增加。1927年市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元，校长最高可达100元。中学教师月薪平均43�3元，校长最高可达180元。《上海市教育统计——民国十八年度》，第52、93页。转引自李彦荣《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南京：《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第63页。复旦大学各科主任月薪100元，一般职员40～60元。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页。20～30年代因上海经济发展对律师的巨大需求，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28～1930年律师报酬的公费数额（指委托人按法律规定支付律师的报酬）上海为全国最高，刑事案件的第一、二审所收公费之最高额为800元，民事案件达到1500元。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第72页。30年代，史良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办理的第一桩民事案件胜诉后得到了500大洋。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8页。 同时，上海作为全国文化重镇和出版事业中心，20年代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他们依靠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的收入来保证生活。陈明远：《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63～64、54页。沈端先（夏衍）自日本留学归来后，1927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译书成为其公开职业，译稿费每千字2元，每天译2000字，每月可有收入120元。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第129～130页。鲁迅从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在上海生活的9年间，据陈明远考证，平均每月收入700多元（约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属于当时典型的自由职业文化人，同时也是五四至抗战前夕中国文化界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60页。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职业结构（2）
如果对中产阶层职业收入和职业地位作具体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新中产阶层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地位结构分层。直接表现为中产阶层不同行业和不同级别在收入序列上的差异以及自上而下递减的收入规律。抗战前四行二局一般职员月收入（含各项津贴）在100元以上，中小银行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