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楼顶”的门口照射进来，把我唤醒（门板早就不见了）。我从另外一个浪荡子身上爬过，下楼到了十层。这是巴顿（Patton）一家住的地方。在我的研究期间，我认识了巴顿一家——应该说，这一家人都是守法良民。他们对我很好，几乎就把我当儿子了。我跟巴顿妈妈说早安，她正在给她的老公鲍普斯（Pops）做早餐。鲍普斯年届七十，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工厂工人。我洗了把脸，抓了一片玉米饼，出了门，走进了一个微风习习，清爽宜人的三月清晨。
不过是黑人区的又一天。
不过是作为旁观者从内部观察生活的又一天。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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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1）
1989年秋，我开始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导。在每一次活动完成特定的内容之后，我们都会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在我们收到的详细地图中，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是安全区。我们还了解到，除非是众人结伴，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芝大安排了许多研究生住在那里。我的学生公寓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enue）旁边一栋十层高的楼里。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你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线的一侧，坐落着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内是优越的学生们，大多数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做运动。而在另外一侧，则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及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作长途的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是一场盛宴。我被各种不同文化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让我很开心的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叫做“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的片区，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为一个来自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不同的是，在这里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族群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节节攀升的街区。在1980年代后期，这些城市当中的隔离地带得到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并开始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什么明显的威胁。我好奇为什么学校一直都警告学生对其敬而远之。
事实上，当地居民也对我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有非黑人的游客，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稀奇古怪。我被询问了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时我会遇到野餐会，人们也会给我一些他们的黑人风味的食物。当我自称是个素食者而婉拒的时候，他们会有点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