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面是因为路途遥远，路况艰难，后勤成本太高，补给困难，时间太长了便无以为继。
另一方面，到了秋天，秋高马肥，游牧民族的战力会倏然增加；接下来冬天的严寒气候，更非中原内地的士兵所能堪。
像李广利二征大宛，举全国之力，费数年之功，终有所成，是很少见的。
还有，大宛其实以定居农牧为主，并非真正的游牧；不然，即便如汉武、贰师者，使出狮子搏兔的力气，也未必就能顺利竣功。
如果对西北用兵，还是只能春去秋回，那么难免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样，虽有卫、霍旷世之才，征伐不绝，胜仗不断，但斩草不除根，来年吹又生，汉、匈之间便打成一个极其残酷的互相消耗的局面。
匈奴固然不堪承受；以汉之强，到了武帝一朝的后期，也是筋疲力尽，民困财乏。
匈奴在宣帝的时候，终于对汉朝屈服，一个是因为内部分裂，力量削弱；一个是国力毕竟不能和汉相比，实在受不了这种可怕的消耗。
军事上的失利，其实还在其次。
左宗棠下决心不重蹈这个覆辙。
他的计划是在西北办屯垦，做好几年甚至十年八年不入关的打算，彻彻底底地把回乱这块“春风吹又生”的杂草地，狠狠犁它几遍，真正做到“斩草除根”。
这个计划，关卓凡非常赞同。既如此，有一点不能不提醒左宗棠，就是这样一来，西征的军饷，要做特别的安排了。
西北长期军兴，不同内地，饷事不可不继。
内地用兵，一旦缺饷，总还有时间、还有渠道，周转腾挪。又或者银子虽然暂时到不了手，粮食能够筹到一些，肚子不至挨饿。只要断饷的日子不长，不至造成太大的麻烦。
西北路途遥远，一旦断饷，除了一个贫瘠的山西，无所依恃；而交通不便，就算内地筹足了欠饷，递解过去，也得一两个月的时间。冰天雪地之中，将士们饥肠辘辘，如何挨得？万一因此而生溃变，怎么了得？
打仗就是打后勤，西北用兵，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
所以，不能像在内地那样，时间上以“月”为单位，由各省每月向西征大军解饷。不然一不小心，吃了上顿没下顿，可不得了。
所以，左宗棠出关，必须一次性带够一年至少是半年的饷。
左宗棠的铁算盘，噼里啪啦打过一阵，数字出来了：“开拔费”，粮饷，马匹，军火，屯田用的种子、农具，林林总总加在一起，第一年要三百五十万两。
因为第一年已经做了不小的“前期投入”，第二年数字会略微降低。
先不管第二年，单说这第一年的三百五十万，哪怕半年，也是一百七十五万两——这笔钱，从哪里来？
西征大军的军饷，说到底还是各省各领一个数字，拼在一起，凑够一个大数。但你不能要求人家一次性拿出一年的数字来，人家自己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户部当然没有这笔钱，谁有呢？关卓凡在信中提醒左宗棠：洋人的银行里有。
这是一个崭新的思路，左宗棠眼界大开，却不能没有疑虑：朝廷会准许借洋债吗？
左宗棠记得“阿斯本舰队案”中，那个英国人李国泰，曾向恭王表示：“中国如欲用银，伊能向外国商人借银一千万两，分年带利归还。”
恭王却说：“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
“阿斯本舰队案”，关卓凡是当事人之一，这些情况自然清楚。他告诉左宗棠：当时李国泰的花样，朝廷洞悉明白，已经不打算和他做这笔交易了，所以恭王才会有那样一番说法，算是一个推辞的借口。
现在西北军务需要，“特事特办”，朝廷会允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