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摆架子而已。我把报告递给他说：“想开个证明。”
江厂长看过报告后说：“这个证明不能开，你的这件事，原来是怎么处理下去了，那就是怎么处理下去了。这份文件是厂里内部掌握的，不对外的，除名除下去了就没有事了，我们不能跟你盖章，也不会出证明。”
这样，江拖的表态，无疑给我的申请仲裁和诉讼以及重新就业设置了障碍。我无奈之下，当即向厂组织部交了一份《要求将有关材料归档的报告》及其附件。
报告为：
江拖组织部：
本人自去年十二月九日拿到《江拖厂字（1995）64号文件》，即向江建林厂长及厂各有关领导写了申诉材料，交给了厂办公室的姚主任，半年来被漠然视之。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即使再怎样不以为然，也毕竟是个客观存在，若是旷工，十五天即可以除名，何需要等五年之久，学校的教师们有谁会不知情？
我热爱过江拖，常思念那些真正为江拖振兴的人们，我已不是江拖人，但我的档案还有劳江拖人保管，如果江拖组织部的有关同志能面对这个现实的话，就请将所附的有关材料归入我的档案，我想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
原江拖教师 秦付根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闵部长收下了报告，看了看说：“既然是给组织部的，我们会好好考虑。”
前途茫茫心惨淡 无奈信访路漫漫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刚从江拖组织部出来，在办公楼口，就碰到已经调出学校、在厂教育培训中心上班的上官老师。他是在一九八五年与我同时调来江拖中学的高中把关老师，这次一见到我，就愤愤地说起他那次与夏振川打架的事。
“夏振川在学校当校长，简直就是黑了天，那次是他自己弄断了肋骨还不要脸赖我，是他自己想蹬我一脚肚子，结果他没有站稳，跌倒在水泥板角上。后来就连派出所的人竟也还会听他的，结果还把我给拘留起来了。”上官老师十分气愤。
说着，他又列举了夏振川的许多丑事，对我的事情他也很愤愤不平，说学校的老师都在讲，你就是被夏振川给害了，叫我一定不要放过他。
上官老师还告诉我，这次刘焕宇被免去厂组织部长，是因为作风不好，处事不正派，厂里的职工意见很大，干部们对他的评议很差。
八月初，我来到省政府，这时的省农牧渔业厅又改回了原来的牌子，叫省农业厅，厅人事处的干部主管仍然是孙建齐，他刚从省红壤研究所挂职锻炼回来不久。
孙关切地问我在江拖的关系最后处理得如何，说江拖这样对待调动的干部是很不正常的。
我在他那里借出了那几份虽然盖了好几个人事部门同意调动的大印、尚未能够最后批复的干部调动关系，其中还有注明“徐厅长交待”的字样，心情真是无以言状。
就这样，一次正常的人才流动，不仅把编制，甚至把我基本的工作权利也给流失掉了，我似乎成了社会上哪里也不管的人。比起那些下岗的工人，他们常常能得到政府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不知要比我好多少倍。本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家多作贡献，现在却是这样的结局。
在被除名前，由于得不到厂里的允许，我回不了原单位上班，又不敢在外上班，只得失业在家，连做点小生意也生怕单位知道；被除名后，由于文件没有盖章，我既无法诉讼，又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到处寻找工作或办理个体执照，均无有效证明而告吹。
我四处谋生无门，经济几乎没有来源，精神倍受打击。
九月八日晚，我来到省政府大院，欲去省委常委楼舒惠国书记家，与舒书记见面求助，可门卫说什么也不让进。
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