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焕宇才告诉我已被除名，几经曲折，才于数天后拿到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但没有公章，厂办印发的时间又是一九九五年七月，对我多次提出盖章和注明收到复印件日期的请求断然拒绝。
2。在我向江拖提出申诉未被理睬的情况下，走访了西湖区法院、市人事局、市人事仲裁委筹备处、均表示该决定无公章，不能作为立案的有效证据，只好多级信访，请求能予行政协调的办法解决。
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南昌市委和市政府信访办，联合下发了《洪信访字（1999）23号文件》，将我的情况列为重点排查解决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拖才于二○○○年元月，写出了《关于秦付根同志上访件调查情况的反馈》，上报给了市机械局。尽管“反馈”材料为推卸责任而任意歪曲、遮掩和编造事实，但已有江拖纪委的印章，市机械局又特意为我注明了给我“反馈”材料的日期，加盖了局信访办公室的公章，“反馈”材料便成了有效证据。这样，被人为设置的起诉障碍，总算得以排除，在得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定后，即向西湖区人民法院依法起诉。
对于江拖“作为一级组织提供的材料能会有假？”，
作为一级组织向上级提供调查材料不应有假，江拖厂的纪检和组织部是一套人马、两个名称，“反馈材料”的内容，显然是为了顾及该厂的一些方方面面。作为复查，本应找我个人谈话，况且我还主动去厂表示要求能与面谈，留下了电话和传呼号码，愿随叫随到，可厂组织部没有这样做。
在“反馈”材料中，协议离岗却变成了擅离岗位，在组织部声称我的调出早已作废，我即要求返岗或把编制挂往省、市人才交流中心，却变成了是厂里要求我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人才交流中心。我近二十来天守在学校被拒绝上班，却变成了我置若罔闻，一直未回厂上班，材料还讲出于对我的关心让我去对方上班，谎言便不攻自破，对颠倒是非的无章决定不敢认定，避而不谈，却又硬撑着强词夺理。
这样的材料真的了吗？
如果作为一级组织，都能实事求是，劳动者何需要《劳动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你能提供那些书证？”
我已提供的书证，主要有江拖在二○○○年一月的“反馈材料”，江拖一九九五年厂字（64号）无印章、无落款的“除名决定”，南昌市人事局干部调出函，以及盖有好几个人事调动部门大印的干部调动表，能证明自己工作表现的有江拖曾报市总工会表彰的“简况”、获奖证书、中国科协地理学会证件、出席市以上学术会议的照片、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等。
有些关键的书证，如离岗协议在原校长夏振川手里；如写有被江拖组织部声称调出的盖章作废、拒绝我上班或挂编人才中心、逼我要巨额买路钱内容的被迫“辞职书”（盖有学校的公章），因在江拖组织部刘唤宇手里。这些我均无法拿到，而当事人违法事实，其本人也不可能会写给我，知情人作证有被打击报复的顾虑。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有些证据还希望得到法院的帮助。
对于“怎样才能证明起诉书中所举的事实？”
江拖的“反馈”材料已经不自觉地暴露了当事人滥用职权、侵害我劳动就业权利的事实。
如有些证据和事实得到了认定，叙述了我的离岗待调是经过了双方协商同意了的，这个书证的真实内容，且不说当事人夏振川现在不敢拿出来，就算其没有保管好，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又如有些内容明显不能自圆其说，“反馈”材料既讲我是通过与校方协商，被同意离岗以待调令，又说我是擅离岗位、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若书面协议不能作为手续，夏振川与我协商同意离岗，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真是旷工。何需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