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说她与我的祖父祖母并无区别。幼时我看电视剧，电视剧里说坏人的心都是黑色的，彼时我已经知道黑的反义词是白，便对一旁的祖母说，“奶奶是好人，所以心肯定是白色的。”
还在看电视的祖母神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的心不是黑心，也不是白心，我是一颗红心！”说到“红心”二字时，她隐隐透出不容置疑的骄傲自豪。
她也感动了她自己。
后来我想，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一样，她极力挣脱了过去那个荒唐可怕喊口号写大字报的斗争时代，可她的骨子里却在悄悄地怀念。
我的母亲作为新时代的职业女性，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权利。她也极力挣脱了那个女子嫁到夫家便像献祭一样没有自我的时代，她似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她精神的故乡，仍然处在旧社会偏僻的山村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我的母亲谈心。因为我发现，她和我的姑姑吴曦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也为自己的婚姻感到不平，并且渴望倾诉。但是她不愿公然承认自己婚姻的不成功，更不愿承认她早已满腹怨怼需要发泄需要倾诉。就像一个用仅剩的最后一点钱买下食物的穷人，吃进嘴里发现食物已经变质，也要继续咀嚼下咽，并且阻止自己想要将食物呕吐出来的生理反应。她视这种呕吐为不道德。
而我已经学会了不与她争辩，毕竟我无法□□裸地指明她逻辑上的漏洞：在她评价“我姑姑背后说唐家人”这种行为不道德时，她自己也在背后指责了我的姑姑。
我更不愿与她讨论她的婚姻。
我记得曾经，我不但愿意对我姑姑的倾诉洗耳恭听，对于我母亲的抱怨，我也是不拒绝的。我甚至觉得我有做心理医生的天赋。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医者不自医，同理，如果我遇到的是我自身家庭中的问题，我也就无法客观地给出建议了。
因为当我身处其中，便无法清醒审视问题，而当我将自己从家庭剥离开去，给出客观建议时，我母亲便要骂我冷血无情。
我一直不觉得我的家庭幸福，可是我的父母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如果我胆敢说不，他们便要责怪我不知好歹。但我并不认为我活得比唐大林或者吴臻臻幸福。只是我的不幸，没有那么狗血，没有那么典型，没有八点档的话题性。但我的不幸是最普遍的，是时代分配给这个世界大多数家庭的不幸，这种不幸，无人同情，甚至无法向人开口言说。就像中产阶级，他们比大多数人生活得更优越，可是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看得见更上层的模样，带着爬上上流社会的希冀，可上层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早就被瓜分完毕，于是中产阶级被现实击得头破血流，却无法叫苦。
我的父亲吴宏文与我的母亲周安平是高中同学。
我的父亲原本考上了我老家附近县城的一中，县城最好的中学，但是因为一中离家太远，一月只能回一次家，无法帮家里干农活，所以上完高一我父亲就换了离家近的农村高中。比起农民家庭短视这种说法，我更愿意心地善良地相信这是身为农民子女的无奈。
高二的时候转学的吴宏文和我的母亲周安平成为了同班同学。
他对周安平的第一印象产生于一次上课铃响时。当时吴宏文已经坐在了座位上。在上课铃声结束的最后一秒，几个女同学一起进了教室的门，边走边说边笑。吴宏文并不知道那几个女生在说什么，他只注意到其中一个女生笑的时候嘴巴咧得最大，眼睛眯得最小。
他心想，怎么会有人笑起来这么难看。
于是他记住了这个女生，并且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名为预感的东西——
这个女生将来会成为他的老婆。
这个女生就是我的母亲周安平。
以上，就是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