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日，也就是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的当天，“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18日，汪东兴在宣传口会议上说，1975年10月，“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不行，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那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他还说，对于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针对当时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他提醒说，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在谈到“###”时，汪东兴表态说，“###”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汪东兴不满地说：现在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48〕他要求老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一个月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据邓榕回忆，为了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叶剑英让他的儿子把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胡耀邦也托人传话给叶剑英，其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从年初发表的社论来看，也没有提“批邓”的问题。
可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华国锋始终坚持“两个凡是”，不愿意触及为“###”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个敏感问题。虽然不提“批邓”，但并不等于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华国锋还没有松口。
据余焕春回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被推举参加领导《人民日报》社的清查工作，从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很多人对他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回到编辑部后，“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49〕
很快，事情的原因就搞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冬民等十几个人在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平反。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和为“###”平反的呼声，1977年1月8日和25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一位领导在传达华国锋的意见时表示：要写一篇社论，引导人们学文件，不要再关注“###”和邓小平的问题。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人们认真学习文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这无疑给“###”的平反和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障碍。据耿飚回忆，他接到社论稿后，立即同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50〕
在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叶剑英在会前就说过，在报告中要对邓小平的表现写得好一些，以便使他能够尽快地出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