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辩解、她抗议、她不服芦花的血在她血管里流动着咧！
“要是我画完了，你们定什么罪，哪怕枪毙，我领。现在这种批判，是无的放矢，对我半点用都不起，反而使我抵触得很。你们迫不及待地用绑票的手段架走，干嘛？搞《风波亭》么？”
可惜，那位进驻他们单位的小头人，一个当过油漆工的新贵，不懂这出陷害忠良的戏。问道：“这幅画是不是你的作品？啊？——”尾音也开始拖长了，显得很有气派。
“当然是我。”她望着这个昨天还在喷漆的小头人，不由得感慨史无前例的年代，真是人才辈出。她琢磨可能因为他能区分红黄蓝白，才派来进驻的吧？其实于莲也不必大惊小怪，戏子还当部长哩！
“那就够了，反动标语只要对准笔迹，马上可以定罪！”
于莲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好了，那不更干脆！”
这个倔强的于莲多么像她老子啊！有些熟悉他们家庭的同志赞叹着。可于而龙却觉得，她更像芦花，不论多大的压力，决不低头弯腰。
等她下班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回到家，就不是那个刚强不服的于莲了，而像一个可怜巴巴的，受了委屈和欺侮的小孩子，泄气的皮球似的，倒在沙发上，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要不，趴在她妈妈怀里，呜呜咽咽地哭上一顿，弄得那时在厂子里也一筹莫展的于而龙心烦意乱。
天天如此，一家人都愁眉不展。
“好啦莲莲，也许我们来想点什么挽救办法吧！”谢若萍真后悔让于莲去学画，从她的毕业作品《深夜》，到留学回国后的作品《母亲》，都是幸亏“将军”出面讲话，才免去许多不自在，如今难道还去求爱护于莲的周浩么？谢若萍犹豫了，正要抓起电话，于而龙按住了她：“你这是把有把的烧饼送上门去呢！依我，就找王纬宇和夏岚，干吗老躲在幕后唱戏，问问他们到底莲莲是该杀该砍，不就解决了吗？”
“哦？”善良的医生从来不曾想这样多。
“去找他们，我倒要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穿连裆裤？”
从六七年以来，王纬宇政治温度计的水银柱一直是上升的，到了七十年代，他已经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忙得不亦乐乎。想找到他却非易事，配了两个秘书、三个联络员，据说要和他见面谈话，也得排在一周以后。特别是一些儒家法家从“四旧”的故纸堆里爬出来，被时代的脚灯照亮，学过历史的王纬宇更是脚打后脑勺地奔走不停了。
但有一天晚上，两口子不请自来了。
“看看吧！看看吧！我早就说过——”王纬宇一进门大声埋怨。
于而龙关掉电视，向屏幕上慢慢淡逝的人影说：“对不起，车把式，你遛你的病马，我可要接待贵客了！”
谢若萍忙着张罗，因为王纬宇光临，从来是要沏杯上好茶水接待的，好像成了规矩：“好久都没来串门啦！”
“打扰你们家的平静来啦！”夏岚笑着说。
于而龙回答说：“主任驾临，拍马屁都来不及呢！”
“戴上你的老花眼镜！”王纬宇向他下命令，接着扔过来一份报纸送审清样，“看看吧，我早就说过——”
他早就说过什么？于而龙对着那黑麻麻的一片老五号字，猛一下看不出什么名堂，他如今深刻体会到《红楼梦》里王熙凤在办理贾母丧事时，那种处处掣肘，力不从心的支绌局面。一个生产指挥组，不知为什么竟比当年领导整个工厂的通盘工作，还要吃力，还要费劲，一点都不得心应手。他总想可能自己迟钝了，老朽了，是啊，连一篇报纸大样看起来都那么困难。
好汉不提当年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喝，那么多设计图纸，技术文件，甚至还有许多等不及专家工作处翻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