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远走避祸于天津。
乔映霞深受乃祖薰陶，脾气乖僻，又具有其父逞胜好强的性格。他事业心很强，治家亦严，家人对其非常敬畏。他不甘乔家大业在他手中破落，因此力图振兴，以维护大家族的统一和完整，事事按乃祖父的遗训行事。映霞原配程氏是祁县东观村人，因难产早亡。继娶杨氏，是太谷县名士杨次山的胞妹，光绪二十四年嫁到祁县乔家。婚后两人情深意绵，但多年不育或育而夭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全家高兴至极，对小儿捧若珍宝。而杨氏却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杨氏去世后，乔映霞失去爱妻，恸哭流涕，日思夜想，誓志不再续娶。谁知十年后，乔映霞在天津躲难，偶因小病去协和医院，遇见正在医院病房实习的大家闺秀刘秀菊，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陷入情网，一来二去打得火热。虽然乔映霞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秀菊为了乔家的钱财，最终说服其父，和乔映霞宣布结婚。婚后生有一子，五年后，两人因个性不合，年龄悬殊，夫妻生活淡化，裂痕愈来愈深，最后以离异收场。离婚后，乔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造成终生跛腿。又因受刺激太深，1921年曾一度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及家乡三处往返休养，将大权下放。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乔氏家族的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杨朔铭实施首次币制改革后，大力扶持中国国内的金融业，乔家顺应时势，将原有的钱庄票号改组为更为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改组过程中，乔家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和帮助，而乔家在资金周转困难时，也经常得到财政部和“人和集团”的帮助，而对于杨朔铭本人的一些“指示”，乔家也言听计从，象这一次的“秘密储银”，就是在杨朔铭的要求下进行的。
在储银工作完成后，果然如同杨朔铭所预计的那样，国际银价开始大涨，正当乔映霞为即将到手的巨大利润而喜悦万分的时候，却传出了政府准备重订币制和以纸币收兑白银的消息。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乔映霞忧心如焚，他急匆匆的赶到了山西乔氏“大德银行”总部，向行长阎维藩问计，但他却惊讶的发现，阎维藩似乎对此并不担心。
“虽说事有反常即为妖。但我知道，他小杨绝不会干拆自己台的事。”看到乔映霞还是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阎维藩说道，“您想想，他要是真的这么做，会在全国引发什么样的震动？听他的话储银子的，可绝不仅仅是咱们乔家和‘人和’啊，光咱们山西，康家、金家，刘家也都是唯他小杨马首是瞻啊。”…；
“这倒也是。”听了阎维藩的解释，乔映霞终于平静了下来。
看到乔映霞神色缓和下来，阎维藩不再提银子的事，而是和乔映霞说起了闲话，两人聊了一会儿，阎维藩感到有些口渴，正准备砌茶，一位银行经理快步的走了进来。
“行长，京里财政部来人，要单独见您。”银行经理对阎维藩说道。
听了经理的话，阎维藩和乔映霞不由得对望了一眼。乔映霞指了指身后的紫檀屏风，阎维藩点了点头，对经理说道：“快！有请！”
银行经理匆匆离去，乔映霞起身快步躲到了屏风后，阎维藩则快速的将屋子里的东西收拾了一下，清理掉了另一个人曾经在场的痕迹。
很快，伴随着阵阵脚步声，三个人来到了屋里，其中一人给他们做完介绍后便离开了，乔映霞知道这个人是刚才那位银行经理，剩下的两个人，就应该是财政部派来的“特使”了。
“原来是王专员和刘干事，呵呵，好久不见。快请坐快请坐。”阎维藩的笑声响了起来，显然他认识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