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地方上的财政收入越多，地方官的成绩也就越大。至于民间有没有冤枉，他们是不管的。宋代考核地方官居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世之最”。也就是说：地方官要能为民伸冤，最好不出冤案；就是出了，也能及时解决。增收赋税要不扰民，钱当然是要的，不过要钱也该要得文明一点，不能恶打恶要，伤了老百姓的心。
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严惩贪污。例如汉武帝规定，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处死后，一律陈尸示众。他的小舅子也因为贪赃被处死。唐太宗于公元634年下大赦令，连已判死刑的重犯都可赦免，但是特别声明，贪赃枉法者一律不赦。宋太祖在位16年，两次颁布大赦令，都规定贪赃枉法者不赦。为什么连判死刑的重犯都可以赦免，惟独不赦贪官，他们也自有一番道理。因为老百姓每每迫于饥寒而为盗贼，但是贪官都享有俸禄，绝对没有一个是迫于饥寒才当贪官的，为什么要赦你！每一个皇帝都懂得，贪官一方面盗窃了国家的财产，另一方面又“官逼民反”，把老百姓逼到造反那条路上去，造成天下大乱。严惩贪官，既保护了皇家的利益，得到一大笔收入，又赢得了民心，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既然给你十分优厚的待遇，当然就更有理由要求你奉公守法，不得贪污。宋代对大贪官绝对严惩，在《宋史》一些传记中间，隔三岔五地会出现“坐赃弃市”、“坐赃杖死”、“杖毙之”等等记载，使人触目惊心。即使是小贪，受了处分之后还要记录在案，每次调动，都要把罪行交代一次。退休后的待遇也要低人一等，该给子弟的荫庇也就没有了，让贪官在晚辈面前丢脸。一个人一次犯贪污，终身受歧视，因此，大家相戒不敢随便伸手。影响所及，有些家族也定出家规，凡是有过贪污行为的人，死后不许葬入本族坟山，永作孤魂野鬼！宋代这些反贪良法，值得万世效法。
不过，光有反贪良法还是不行，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还得找有魄力的大清官去执行。但是要找真正的清官，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清官难当，要能管得住贪污腐败现象的大清官就更难当。他必须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不讲情面，不怕报复，敢于得罪皇亲国戚。一般的皇帝接受臣下拍马屁的时间都不够，哪有工夫去物色和访求真正的大清官。反过来说，一个人要想当大清官，也必须找到一个书呆子皇帝来支持你。如果在办大案要案的时候，你在前面冲锋陷阵，皇帝不坚决给你撑腰，你这个案子是办不下去的。包公出来办案的时候，正遇上赵祯在位。这个书呆子皇帝宅心仁厚，治国宽松，在《宋史》中被称为仁主，所以日后谥为仁宗。包公从考中进士，出来做官，一直到受重用，全在仁宗时代（包拯死于1062年，仁宗死于1063年）。有一个肯负责任的皇帝，能够铁了心支持你一辈子，一些良法才有执行的可能。只有这种千载一时，才能出现包公这样的大清官。从包公的一生经历来看，他从考中进士走上仕途，从一个小知县做到枢密副使，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成为名震中外的大清官，30多年来他只在一个皇帝手下做事，而这个皇帝又是个通情达理的皇帝，所以环境单纯，麻烦绝少，容易做出成绩。不像有些官员，一生经历几个皇帝，会遇到几上几下的折腾，最后一事无成。
话既说到这儿，我们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看来互无联系的三位历史人物之间竟然产生了因果关系：
女强人刘太后刘娥为了争一口气，花费多年心血教子成才教出了书呆子皇帝赵祯。
书呆子皇帝赵祯一心要把国家治好，努力访求并且终身支持大清官包公。
可见，要出个大清官也不容易，两千多年才出这么一个。
真包公与假包公
正因为包公的名声太大了，历史上就出现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