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他大唱反调，发言驳斥报应轮回说。在论坛上他和萧子良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萧子良质问范缜：你不信因果报应，请问人世间哪来的贫贱富贵之分？ 范缜答道：人的命运就像树叶与花朵，它们随着风的吹拂而飘落，有的花叶擦着帘子幔子落到厅堂的垫子或竹席之上，也有挨着篱笆围墙落到茅坑之中的，落到垫子或竹席上的花叶，就是富贵逼人的殿下，而落到茅坑之中的就是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啊，尊贵与卑贱只是随机形成，并没有什么因果报应。范缜此言用精妙的比喻说明了贫贱富贵只是无常际遇，与来世前生的因果无关，萧子良一时无法反驳，为之气结。当时的萧衍正在萧子良幕中，对此事印象极深。此次辩论后，范缜感到有必要出一本专著来阐述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于是著名的《神灭论》出炉了。 到了萧衍创立梁王朝时，范缜和《神灭论》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身为“皇帝菩萨”的萧衍对此当然很不爽，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大辩论，这次辩论的反方人数众多，实力强劲，有当朝大臣及佛教高僧近70 人，主辩手为高僧法云和权臣曹思文，正方只有范缜单枪匹马一人，论题是“神是灭还是不灭”，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或灵魂是否能超脱肉身永远存在。当时的佛教界都毫无例外地全力宣扬“神不灭”的观点，范缜正相反，宣扬“神灭”，他指出：人的精神附着于人的肉体，肉体是人精神的表现，肉体存在时精神就存在，肉体萎谢时精神也就消失了。肉体是精神存在的物质载体，精神是肉体活动的有用要素，肉体和精神是不能够相互分开的。精神和肉体关系，就象刀的锋利和刀本身的关系，如果刀本身毁灭了，刀的锋利还有可能存在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范缜的观点朴素鲜明，逻辑严密，法云、曹思文等人均无法驳倒，只好说自己才思浅陋，驳斥不了《神灭论》，萧衍对这种结果很不高兴，就给范缜扣上“ 背经”、“乖理”、“灭圣”三顶帽子，贬到南方去了。范缜虽然公开反对当权者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无论是萧子良还是萧衍却并没有往死里整他，还让他继续在朝中当官，只是将他打发远一点了事，如果范先生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照样可召回做大官。看来佛家的慈悲为怀对两位当权派的影响是很深的，这种对待意识形态领域对手的方式在封建时代算是罕见的文明，与之相较，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裁判所不知烧死了多少所谓的异端，越有名气烧得越来劲，对比之下，范先生当属有福之人。当然，范缜最终仍是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至死都坚持原则，也正因为如此，范缜和他的《神灭论》才能为世人所熟知，经久不衰。
第二个让萧衍难受的则是外国宗教界知名友人，他就是达摩。达摩祖师大家都熟，来自天竺的原生态佛学大师，禅宗始祖，听说梁王朝的崇佛盛况，特地从天竺来到中原梁武帝治下考察调研，按理说同为佛界中人，达摩应对梁武帝投身佛教事业的行为大加赞赏，实际上萧衍也满心以为会是如此，不料双方见面后却是话不投机，萧衍问达摩：我广造寺宇，渡人为僧，写佛经、造佛像也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萧衍不识相，继续追问道：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答道：佛家主张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反对有为之善。参禅不可拘于形迹，须由静生智，由智生明，从空寂中体会经义，才算得上有功德！萧衍闻言，心中不悦，本来找你来就是想听你几句好话，却反倒被奚落一番，于是就不爱搭理他，达摩却并不为意，已知梁境并非乐土，萧衍也不是什么真菩萨，此外不留佛，自有留佛处，大师一苇渡江，北上少林了。
虽然有人添堵，梁武帝萧衍自我感觉仍然良好，自命皇帝菩萨，慈悲天子，他有一个梦想，即他治下的梁王朝能够避免重蹈宋、齐以来皇室内部弑父屠叔、兄弟倪墙的复辙，在他的佛光普照下，大家都幸福地团结在他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