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比她小好多岁。刚进门的时候，我们相互一怔，很快认出了对方是谁。但是并没有打招呼，我们都有些心照不宣，都假装不认识。一时间，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认错了人，毕竟一晃已经快二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就好像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我们又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小站上遇到了。这次遭遇的时间其实很短，谢静文和那个外国人坐了下来，大大咧咧点菜，在大家的注视下，叽哩咕噜地和他说着什么。那个外国人很平静地仰着脖子听她说话，一边听，一边点头。谢静文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才向我走过来，说你不是老四吗。她好像刚认出我一样，春风满面地说，老四，我没认错人吧。她用英语向旁边的男人介绍，一口气说了半天。谢静文告诉我那外国人是她现在的老公，说她已经是美国一家大学的副教授，然后一阵风一样又突然消失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第三章（一）
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当初调回南京时的感受。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在我最自暴自弃的时候，回城的调令突然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满手都是油污，农机厂的一个副厂长跑来找我，笑着报告这个好消息。说老实话，我当时那心情，当然是高兴，但是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高兴。大批的知青纷纷回城了，当年一同下乡插队落户的人中，我差不多已属于最后一批。这一天实在是盼得太久了，前前后后，我已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这八年下来，我对重新再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信心，我早就心灰意懒。那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前夕，我的五肝六脏已经麻木了，心灵上已经起老茧。
我和阿妍几乎立刻结婚了，大家都赶来为我们祝贺，都说老四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在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因为回城先后的不同，许多对恋人都分道扬镳。大家对阿妍的不变心称赞不已，都说像我们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实在太不容易。接二连三地有人过来向我敬酒，我酒量一向不行，别人怎么劝，我也不肯多喝。结果那天喝得大醉的是冯瑞，他小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市商业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烟买酒甚至买酱油都要凭票，因此差不多所有认识冯瑞的人，都讨好巴结他，都拍他的马屁。
冯瑞脚步不稳地走到我们面前，口齿已经不清楚：
“老四，你一定要跟我喝，咱哥俩一定得喝――”
谢静文也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先我一步回了南京，当时是拿到调令就走人，甚至连招呼也没和我打一个。这是回城以后，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次，她拦住了冯瑞，带着些酒意，面红耳赤地说：
“你小子别仗着自己能喝，来，我陪你喝。”
冯瑞说：“又又不是我们俩结婚，我跟你喝喝什么酒？”
谢静文立刻板脸，说：“别撒酒疯，要喝就喝，不喝滚走！”
“喝，喝，今天谁跟我喝，我都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和谢静文的关系，反正阿妍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在婚礼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分了手，后来又和好结婚。一起下乡的那批知青中，我和阿妍结婚绝对是属于晚婚，早结婚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吃完了是闹新房，人多房间小，只能一批批轮着进去参观，像肉包子塞馅一样，把新房都快挤爆炸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本来就不好，就一间房间，这次为了让我结婚，勉强从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来。那时候流行用刨花板作隔墙，薄薄的一层墙，隔着它，外面咳嗽和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干活的木工也是一个知青，做隔墙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过：
“以后千万要悠着一点，这刨花板太薄了。”
我不想说我们